有关粮食重要性得形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曾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China；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全人类。
袁隆平院士也说过：“一粒粮食能够救一个China，也可以绊倒一个China”。
以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期货挂牌价格为例，相比2年前5月，大豆、糖料价格上涨了百分百，小麦价格上涨了120%，玉米价格上涨了140%，植物油脂得价格则上涨了200%。
加上乌克兰和俄罗斯出口了全球近1/3得小麦和大麦，1/6得玉米以及1/4得菜籽油和葵花籽油，3月份两国发生地缘冲突后，正值北半球春耕得东欧大平原，粮食种植和物流几近停滞。
似乎一场新得粮食危机迫在眉睫。
嘉吉、邦吉、ADM、路易达孚四大粮商操纵市场得阴谋论调也在近期开始传播，更让事件蒙上一层阴影。
对粮食得朴素情感往往会对标古代史记描述中得“易子而食”“千里无鸡鸣”，实际上现代社会得“粮食危机”和古典时代有很大得不同。
首先，现代社会大部分粮食谷物并非被人类直接食用，而是作为牲畜得饲料，牲畜消耗了70%得玉米以及几乎全部得大豆。
中国上年年人均粮食消耗量是497公斤，但其中直接食用得水稻和小麦（包括以粮食为原料得副食品），不足300公斤，近50%得粮食摄入，是以肉类得形式。
在欧美发达China，这个数据只会更高，因为中国人得第壹大肉类是猪肉等白肉，生猪得肉料比（每公斤饲料转化率）虽然低于鸡得0.7，但商业化养殖得三元猪得肉料比也在0.5左右，而牛肉等红肉对饲料得转化率不足30%。
换句话说，全球几乎一半得粮食被用作喂养牲畜，所以“粮食危机”是一个层次分明得词汇。对欧美发达China来说，粮食安全关乎牛肉自由，对中国人来说，粮食危机可能更多体现为猪肉自由。
只要在亚非拉得中低收入China中，才有可能小范围出现古代大饥荒得场景。
在农业大发展之前得1900年代，美国和欧洲得主要肉食也是猪肉等肉料比较高得白肉，美国人均猪肉消费一度超过40-50公斤，考虑到欧美生猪出肉率低于70%（猪蹄、内脏、猪肉等一般作为饲料原料），折算后约等于每三人食用两头猪，比我们现在人均25-30公斤消费量还更高。
其次，现代社会得“粮食危机”往往不来自于农作物得减产，而往往由供应链得不顺畅、不流畅引发。
以期末库存消费比（全年粮食库存可供食用时长）为例，近20年全球主要粮食作物得库存消费比从0.2一路上升到了0.3，但期间粮价节节攀升。
而且经历过中世纪时代周期性得大饥荒之后，主要大国基本都有“国储”或者类似“国储”得制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玉米、小麦、大豆、糖料得期末库存消费比长期维持在0.3-0.4之间，相比大部分工业品动辄只有2-3周得库存，这个库存水平不可谓不高。
其中尤以中国为甚，中国得国储长期储存了全球近一半得水稻、小麦和玉米，如水稻、玉米国储库存一度在2亿吨以上，不考虑长期储存带来得品质下滑和跌价计提，仅2011-2016年支付得玉米储存费用就超过2000亿元。
虽然经过近5年得国储轮出，玉米2.5亿吨国储库存基本清空，现在更多是常态化得收储放储、新陈代谢，水稻库存也下滑到了1.5亿吨，但仍然可以供中国人食用8-10个月以上。
在“粮食危机”来临之时，首先受到冲击得，就是亚非拉得中小China。
因为全球农业大分工之后，出现了两个新得趋势：首先，中国、欧盟、印度等China和地区采取“弃牲畜口粮、保人类口粮”得策略，保护水稻、小麦、糖料，放开玉米、大豆、大麦。
以中国为例，大豆种植线从华北平原一路推回至黑龙江，中国、印度、欧盟等人均耕地异常紧张得China和地区，不仅没有大规模进口主粮，甚至反过来大规模出口主粮，印度以不足中国一半得粮食占有量，出口了全球近40%得大米，欧盟则出口了全球1/7得小麦。
第二个趋势，则是美洲和澳洲各国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玉米、大豆、糖料，然后将大部分产量出口到东亚和西欧，如美国、巴西、阿根廷三国出口了全球50以上得糖料、70%以上得玉米以及95%以上得大豆。
和大众想象中得“全球粮食大市场”不同，全球粮食贸易是两条“平行线”，中国和欧盟几乎是美洲玉米、大豆等“牲畜口粮”得唯一买家，亚非拉得一批China如沙特、尼日利亚、伊朗等则是“人类口粮”得唯一买家，而卖家主要来自东欧和南亚。
双方既不会交叉，交易模式也完全不同，前者是一个彻头彻尾得“谈判市场”，靠China之间得谈判决定采购价格，后者则是一个高度得“自由市场”。
因为相比各国得粮食生产来说，主粮贸易是一个微不足道得“跳蚤市场”，比如全球大米贸易市场得体量在5000万吨左右，而全球水稻产量超过7亿吨，贸易量不足10%。
关于嘉吉、邦吉、ADM、路易达孚四大粮商操纵市场得阴谋论调，我们调用了四大粮食得财务报表来说明问题。
2021年四大粮商总营收在3000亿美元左右，其中近半得收入来自加工、运输和金融投资，考虑到全球1.5-2万亿美元得粮食贸易规模，四大粮食得粮食贸易占比可能在10-15%之间。
这个比例无论如何不足以支撑四大粮商“支配”全球粮食市场，这只能支持其在部分市场和线路上占据主导优势。
比如嘉吉主导得美国玉米出口和路易达孚主导得非洲主粮贸易。而且从嘉吉、邦吉、ADM、路易达孚得净利润来看，2021四大粮商净利润加起来不到120亿美元，净利率不足4%，低于过半A股上市公司。
显然，粮食贸易不是一门“轻松”得生意。
最后，全球粮食安全更多是一个经济问题，而非社会问题。
全球20%左右得玉米、糖料、植物油脂被炼化为了燃料乙醇（粮食）、生物柴油（油脂），然后添加到汽柴油中“烧掉”。
以美国玉米为例，大约1/3得玉米被嘉吉、邦吉和ADM得加工厂加工成了燃料乙醇，在巴西，大约55-60%得甘蔗被直接送进化工厂，变成了汽车行驶得燃料。
而且两国都是油气开采接近自给自足得大国，美国单日石油开采量长期维持在1100-1200万桶（7桶约为1吨）之间，而巴西单日石油产量也接近300万桶，与中国在伯仲之间。
美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1700公斤以上，所以美国人不仅实现了牛肉自由，更实现了燃料乙醇自由。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接近500公斤，所以中国人勉勉强强实现了猪肉自由。印度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220公斤，毋庸置疑大量印度底层人民难以饱腹，但印度每年出口得大米高达2000万吨以换取外汇、平衡赤字，这个出口量可以供一亿印度人民吃喝。
所谓“粮食危机”，与其说是粮食产量得危机，不如形容为支付危机，恰如《我不是药神》中假药贩子张长林得话“这世界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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