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僧格林沁的坐骑是蒙古良马中最好的“乌珠穆沁”，它身躯骄健，四肢修长，奔跑起来有如袭过草原一股劲风。
这一次，它跑更为迅猛，僧格林沁的身边有两万头骏马跟着它一起冲锋，它们交织成一道恐怖的飓风——
这汹涌的蒙古铁骑裹挟着巨大的声浪，倾轧过平坦的草地，向洋人的阵线冲去——
1860年九月二十一日，通州西侧的战场上，蒙古人的辉煌继续在马背上飞奔——
直至尽头。
洋人分成三个纵队迎敌，骑兵在左，炮兵在中，步兵在右。
僧格林沁之师飞驰来时，骑兵队左右分开。位于中路的炮兵迅速调整炮口迎击——
飞去的炮弹在密集的蒙古骑兵阵形中爆炸，弹片交错成一层透明的弹幕。
僧格林沁的骑兵本来还在冲刺，突然就像一头撞中了一层无形的墙——
前锋的第一批骑兵的几乎撞得粉碎，他们的躯干和马匹被炸成零碎的肉块，在腥臭的空气中飞散。
第二批骑兵继续涌上，再次在火线边缘被炮弹击碎。
这种炮弹有十二磅，炸开后可以变成四十九个尖锐的碎片。
炮弹碎片散布区，死亡和破坏力之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蜂蛹而来的蒙古骑兵还在冲锋，可每一次炮弹的爆炸有如从他们的阵形中捅开一个巨大的空洞。
无数人被轰得粉身碎骨。
僧格林沁的阵形开始坍塌了。
蒙古劲旅的顽强意志也无法战胜这种恐怖的武器。
这是新式的野战炮“阿姆斯特朗”（Armstorng gun）第一次杀人。
这种炮并非铸造而成，而是用数个铸铁筒层层套叠，因为体积较小，弹性却甚佳。
此炮轻，不到三百二十公斤。
由于创新的线膛设计，此炮也极精准，射程可达八公里。
此炮又造价昂贵，因此引发争议。
而洋人炮手对它爱不释手，它的杀伤力令洋人相当惊喜。
僧格林沁的骑兵毫无机会。
通州之战，三小时内。“阿姆斯特朗”随意杀戮，任性所至，把僧格林沁两万精锐杀到只剩七个人。
不知多少蒙古豪杰，面目全无，折身于此。
此战以后，坚毅如僧格林沁，竟一度悲不能胜，意欲自尽。
“阿姆斯特朗”威风赫赫，然后就退役了。
因为造价太高，1860年远征军东方之役结束后，英国就不再订购此炮。
它是荣誉退役。
草原英雄们驰骋大地的时代，被它终结了。
“阿姆斯特朗”足以功垂千秋。
舰载版阿姆斯特郎炮
一、通州大战前的热身
洋人们在一八五九年白河口一役败北之后舔着伤口离开。
他们羞愧难堪，认为远东战场是一场游戏的看法被彻底改观。
于是，洋人们再次集结起来，除了英国人，法国人，他们还搜罗了殖民地的部队，五十名阿尔及利亚骑兵，还有超过四千名印度士兵，其中包括两支锡克骑兵队。
要消灭这些劣等民族，看来要拿出至少75%的战斗力！
英国人还用腌肉和白米雇佣了三千名广州的民夫。
联军士兵开始时对这些中国人有些不安，毕竟他们被雇来和自己的祖国为敌。
可是很快他们就赢得了洋人的好感。
他们勤奋，脾气好，安于本分，似乎对北方的中国人没有同情心。
抛开同情心不谈，勤奋和安分似乎是中国人一直为洋人称道的美德。
一支远征军总数达到一万，八月一日，他们避开败阵之地白河口，在其北边数公里处的北塘登陆。
他们带了三十六门炮和两组火箭炮。
因为连日下雨，道路泥泞，远征军走得拖拖踏踏，八月二十日他们从北边再度攻击大沽口炮台。
清国人并非懦弱，第三次大沽口之战仍然激烈，联军炮兵以阿姆斯特朗炮，八英寸迫击炮，二十磅榴弹炮，法国十二英寸膛线炮猛轰之下，清国人竭力抵抗，开炮还击，双方枪弹如注，打得炮火连天，让脚下土地有如地震般颤抖。
联军攻击要塞城墙时，城墙上的火绳枪，抬炮弹，如同瀑布般飞泻而来，另外还有长矛，箭，臭弹，石灰蓝等等——
联军士兵一度被打得伤痕累累。
他们的应对就是用阿姆斯特朗炮疯狂轰击。
清军使用的是铜制中国大炮，口径比联军的炮大，然而火力远远不足。力战半日渐渐不支。
联军进入炮台后，发现被狂轰滥炸之后，炮台内一切惨不忍睹，据说有一千名守军集体阵亡，“脑浆与鲜血处处，腥臭难挡”。
此时，一些“骁勇的清国士兵虽然受伤倒下，但仍然抬枪向联军射击。”
联军死亡100名，清军阵亡1800以上。
到了傍晚，大沽口五座炮台都被联军拿下。
洋人花了十天，依仗武器之利，拿下了白河口要塞。报了去年的一箭之仇。
没有悬念的战斗结束了。
额尔金勋爵归来了。
他带着随员再次沿曲折而水浅的白河上到天津，这次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他扬帆而来，凯歌轻进，不想打仗，意欲谈判。
被修理到这个地步，清国人可以乖乖的交涉了吧。
额尔金身带着和平的希望，和一位随员而来。
这位随员很年轻，精力充沛，斗志昂扬，他是联军首席谈判员，巴夏礼（hentryparkes）。
二、“你班中国人，就会讲大话”
洋人一班人等，额尔金、巴夏礼随行一千名士兵来到离北京三十公里，离通州约十公里的一个叫五里处的地方。
清国也派出了全权大臣，怡亲王载垣和穆荫，其中载垣是咸丰的堂弟。
他们奉皇命前来和这班洋人周旋。
洋人们今非昔比，为首的巴夏礼今年三十二岁，不算太老，不过他在1842年，以十四岁少年之姿，就参与了《南京条约》的缔约。
1843年8月，他通过了英国领事馆在香港举办的中文水平测验，成了英国人中的稀缺华语人才。
1844年6月，他被任命为厦门的翻译。
1846年8月，被派往上海担任翻译。
从1851年至1856年，他主要辗转于广州、福建、上海，在和清国各种谈判中贡献力量。
1856年代理广州领事，弄出了“亚罗号事件”（英国人说中国水师曾扯下船上英国旗，从而引发广州之战）。
1858年，六不总督叶名琛给咸丰皇帝上书恨恨地咒骂：“天生巴夏礼，所以祸粤也，不去巴夷， 粤难未已”。
叶总督甚至还张榜悬赏：“生擒巴夏礼者，（赏）数万，杀毙者，数万”。
可惜巴夏礼没有被抓着，广州已经沦陷，叶名琛自己被洋人抓上船做了“海上苏武”。
他在联军进犯京津过程中充当英方翻译和谈判代表的，在清朝官员面前表现出来的傲慢无理，较之此前在天津谈判中的李泰国（英国人，中国通，因为性格暴躁在天津对清廷大员大发雷霆，肆意威胁而被视为“难以驾驭的骄悍外夷”）又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言辞狂悖、咄咄逼人，令与之谈判的桂良等人心里多怀有怨恨 ，甚至认定其乃“主事之人”。
综上所述，巴夏礼前半生都在跟中国人签不平等条约，因此他在中国饱享声誉，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这次会谈，他热情地向两位大人提出六条和平建议，七项友谊主张：
一、清朝确认中英《天津条约》有效性；
二、清朝割让广东新安县（今香港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给英国；
三、清朝增开天津为商埠；
四、增加中英《天津条约》的赔款至800万两；
五、允许西方传教士到中国租买土地及兴建教堂；
六、容许外国商人招聘汉人出洋工作，充当廉价劳工（苦力）；
六条约款无非通商，传教，赔钱，割地，清国代表开始表示没所谓。
突然，巴夏礼扔出第七条要求，即各国公使要率团入北京，并向大皇帝陛下面呈国书。
此言一开，局面简直要异常热络的崩了。
载垣等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
何况9月12日的预先会晤中并无此说法，且先前英俄两国也未开此先例。为何突然多次一条，非要见皇帝不可？
巴夏礼说:“……很不好意思，我还是觉得....”
你们中国人说话不算数。
——开始你们不肯谈（叶名琛），只好打到你们坐下谈（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
后来又发现谈完了又各种问题，比如大臣隐瞒条款内容，捏造内容，皇帝不明所以，不肯给条约盖戳等等（《广州条约》奕山，《穿鼻草案》琦善，《天津条约》桂良为典型）。
即使皇帝盖了戳，也有可能是废纸一张。（咸丰皇帝在白河之战后把天津条约尽数撕毁。）——
总之打过来你们才肯就坐下谈，谈完了又翻脸不算！
是否在中国只有皇帝一人说话能算——
所以我们要和皇帝面谈！
清国人视巴夏礼为强盗。
巴夏礼视清国人为无赖。
王爷和尚书大人何其难堪。
天朝是集权的国家，一切威权操于上。
皇帝次次要跟洋人躲猫猫，奴才们除了陪跑之外，还敢干嘛？
其实大皇帝有意玩赖，只是不愿意面对现实而已！
一八四零年后，大清国的身体已经进入了近现代，可其中枢大脑（皇帝）还停留在中世纪不肯起床，如此行动失措，反应失灵，做为手足的奴才们夹在身体和头脑之间，唯垂死挣扎而已，岂有他力？
皇命在身，王爷和尚书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谈。
谈到洋人们觐见皇帝的礼仪问题时，谈判终于彻底卡壳忽悠不转了。
载垣和穆荫坚持要巴夏礼行跪拜之礼，不磕头也行，至少得跪一下，巴夏礼文绉绉扔回一句话：
我非中国臣，安得跪？
王爷和尚书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应对。他们陷入了最难以沟通和解释的环节。
这也是天朝与外夷交道中一直无法突破的障碍。
如果中国是一个国家，巴夏礼自然“非中国臣”。国家毕竟是有边际的，可是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中国蕴含的意义是“天下”。
中国人认为世界即是“天下”。而天下是没有边际。
“天下”观的中国不仅是个有实际国土的国家，还有了无边界的文明的概念。
这又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了。
三、天下型的国家——之天朝
“天下观”在天朝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可以说它是天朝人哲学观、地理观、文化观和观混搭，古往今来，人们对“天下”的认识也是多样性与变幻性的结合。历史文献中随处可见的“天下”一词，通常是“国家”的代名词。
从这个角度而言,天朝使用频率较高的“天下国家”或“天下型国家”，则更多地呈现出“天下”对“国家”的全部表达。
这样的“天下国家”理念包含了三个基本理论层次：首先是“大一统论”，即把理想中的国家设计成一个“大一统”模式，天下统一于一个国家，一个君王；其次是“畿服论”，即依据“服”——想象中的血缘亲疏关系来确定国家内部秩序与地理空间分配，形成以王畿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同心圆状秩序与地理分布格局。
畿服结构图
第三是“夷夏论”，这是在“畿服论”基础上发展、延伸出来的关于处理国家与民族关系的理论，其核心内容是华夏居中，夷狄居表，共同组成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三个理论层次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国家观的基本内容。
“夷夏论”的核心内容是华夏居中，夷狄居表，共同组成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三个理论层次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国家观的基本内容。
中国夷夏论的结构图
从秦汉至清朝，天下的概念和中国概念紧密捆绑，在中国人的认知中，泽被四海，德沐六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有限国土，和无边际的教化宗主一表两体，二者合一才是中国的全部内容。
因此，拥有天下的中国才是中国，拥有天下的帝王才是天子。
洋人本来就是九服之外的蛮夷，是比藩服更低一等级的外民，他们和天下型的帝国之间交流，根本不在一个维度，这之间的复杂关系表述出来大约要写一本书，如何能在谈判桌上和这些伙红毛鬼说得清？
不仅如此，王爷和尚书突然想到：
如果允许这样异端的外夷进入天下的中心——北京，可能引来可怕的连锁反应。
可能是礼乐分崩，四夷瓦解的开始。
这是“亡天下”之大变局。
此时的中国人还没有准备好成为正常的一个民族，中国还没准备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于是谈不下去了。
于是发生大家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情节，巴夏礼嘲笑：原来就在杠大话（说大话），你班宗国银，成日系度杠大话（你们中国人就成天就会讲大话）。
僧格林沁不知从哪里跳出来大闹会场：
“你们都退下，我要跟巴夏礼先生较量较量！如果你赢了，躺着见皇帝也随你，如果你输了，你别巴夏礼！我扒了你的皮！”
于是二人身着蒙古搭琏，在会场表演摔跤，僧王几个大背跨，把巴夏礼扔进了水塘。
以上都是李翰祥大导演在1983年《火烧圆明园》中的演绎，就细节来说，巴夏礼在香港学的中文，他会用粤语骂人完全合理。
僧王是蒙古人，他和巴夏礼玩摔跤，巴夏礼当然远非敌手。
这两点属实，其他方面就不必计较了。
大家开心就行。
四、圆明园之前的事
僧格林沁地位显赫，爵位尊贵，英雄了得，脾气火爆，不过他毕竟还是天子之臣，未奉诏命岂敢胡来？
事实上通州会谈在九月十四号结束。经过八小时的会谈，载垣和穆荫答应了巴夏礼的所有条件。
万恶的巴夏礼十分高兴，他返回额尔金驻扎处呈报谈判成功之事。
然后他才回到通州与清国代表继续敲定细节，安排额尔金前来事宜。
这时咸丰下密旨给僧格林沁，旨意中称：
巴夏礼、威妥玛等系（该夷）谋主，闻明常亦暗随在内，即著将各该夷及随从等，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还。若不能羁禁巴夏礼等，令其全数回河西务，亦无不可，断不准去留任意，有碍战局。
天子又耍无赖了。
九月十八日，僧王迅速行动，先拿下巴夏礼为人质，陪他来通州的二十五名洋人，包括一位执行科学任务的法国学者罗亨利，《泰晤士报》的记者鲍尔比，三名英国军官，十九名锡克骑兵也一起被锁拿。
可怜的巴夏礼和罗亨利被带上脚镣手铐，关进刑部大牢。
（巴夏礼和罗亨利惨遭连串毒打，不过还是给了一定的待遇。其他人受到严刑拷打和羞辱——不给食物和水，手腕被绳子束紧，导致双手发黑肿胀。九月十九号扣押的二十六人，有十五人死于短短关押期间。一名法国人，四名英国人，十名锡克人。）
（他们的尸体受到严重损毁，填上生石灰，因而遗体送回联军处时只能靠身上的衣物辨识身份。）
（泰晤士报大记者鲍尔比死了，死于手腕上长出的蛆，他的尸体被绑在一根横梁上，丢到墙外喂猪和狗。）
九月十八日下午五点，额尔金勋爵在营地得知僧格林沁的部队刚占据五里处，前方已经传来枪声，额尔金才知道巴夏礼被扣留。
额尔金派人回天津调兵力来援，又立即准备以现有的兵力进向通州。
这支兵力不大的联军一路往前打，所战皆捷，最后在九月二十一日于通州外正面碰上了僧格林沁的主力。
双方一言不发。
直到阿姆斯特朗炮开火。
此时离火烧圆明园还有二十八天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