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一直有饮酒的习惯，其中不乏嗜酒之徒。但像魏晋士族那样如此广泛地、疯狂地沉湎于酒海之中的情况，在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酒在那个时期简直是无所不在，文人借酒吟诗作赋，豪杰借酒直抒胸臆，官僚借酒奢侈浮华。酒文化在魏晋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酒文化的内涵也大大拓展了。
借酒消愁
饮酒之风之所以在魏晋时期盛行，是因为在这个充满战争和倾轧的动乱时代，人们不敢直面悲惨的现实生活，便借酒后的沉醉获得短暂的解脱。
曹操面对汉末战乱中的生离死别，发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悲凉诗句。其“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名句，后人多引用以喻借酒浇愁。阮籍为了躲避司马氏的迫害，成天都在醉乡里，不发表任何见解，“凡人不开口，神仙难下手”。司马昭曾向阮籍提亲，阮籍大醉60天，使得司马昭一直没能找到提亲的机会。钟会多次以国家政事询问阮籍，想让阮籍发表见解，寻机治罪于他。阮籍每次“皆以酣醉获免”。东晋初期，王敦企图叛乱，阮裕被王敦任命为主簿，他不愿助纣为虐，只好“纵酒昏酣，不综其事。”
饮酒之风大盛的原因，还在于魏晋玄学的兴起。这种新哲学的诞生，赋予饮酒以新的意义。玄学家们认为，天地万物的母体“道”无法用感觉器官去感觉或证明它的存在，只能靠内心的直觉去把握。而人们在饮酒之后的那种朦朦胧胧、混混沌沌的感觉，与玄学家描述的本体混沌十分接近。于是，醉酒的幸福体验，已不再是纯粹的感观愉快，而是带有理知性的感官享受。所以，魏晋历史上，著名的玄学名士往往又是著名的大酒徒。从以下几位名士的酗酒轶事中可窥见一斑。
刘伶醉酒
“天生刘伶，以酒为名。”魏晋名士刘伶出游时，常常车中载酒，沿途痛饮，让僮仆扛着铁锹跟随其后。别人问他：“你这是干什么？”刘伶回答说：“我醉死在哪儿，就地挖个坑把我埋掉。”闻者莫不愕然。刘伶每饮必醉，醉后放纵旷达，不拘俗礼，常常有惊世骇俗的举动。有一天，刘伶狂饮后，在屋里脱光衣服，赤身露体，这时有客人来访，一见此状，吓得掉头就跑。妻子好奇地进了屋，看见屋中景象，也不免怔住了，忙上前将衣服给他披上，责备地说：“你这样赤身露体待客，未免太不合礼节，难道你不怕别人说你放肆吗？”
刘伶听罢大笑不已，说：“谁说我没穿衣服？谁说我赤身露体？我把天地当作大房子，把房屋当作贴身穿的衣服，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衣服里来呢？”有一次，他患病时
还想喝酒，就叫妻子为他准备。妻子生怕他这样会伤身，就把酒倒掉，并将酒器打烂，流着泪劝道：“你喝得太多了，这不是保养身体的办法，一定要把酒戒掉。”刘伶说：“你说得对，我自己不能戒掉。只有在鬼神面前发誓，才能戒酒，你快去拿酒来吧！”妻子没有办法，只好把酒肉拿来供在神像前，叫刘伶发誓。刘伶就跪着祷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酲，酒瘾），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罢又继续吃喝起来，直喝到酩酊大醉，倒地方休。
阮籍家族中，不仅是阮籍一人喜酒，其家族成员几乎人人视酒如命。有一回，阮籍的侄子阮咸和同族人喝酒时，不用杯子倒酒喝，而用大盆盛酒，围坐盆旁大饮。这时一群猪跑来，挤上去与人共饮。阮籍的儿子阮休经常拿拐杖步行，把一百个铜钱挂在杖头，到酒店独自畅饮，不肯参加阔人的酒会。
东晋张翰放达不羁，被人们称为“江东步兵”，即第二个阮籍（司马氏揽权期间，阮籍曾任从事中郎、散骑常侍，他听说步兵营的厨人善于酿造美酒，并贮又三百斛好酒，就请求去当步兵校尉，以便每日能痛快地喝酒，因他有这段经历，后人称他为“阮步兵”）。
山简在任荆州刺史期间，常到一个叫“山阳池”的湖边野餐狂饮，没有一次不是大醉而归的。当地人为此编了一首歌谣，活灵活现地描述了山简的醉态：
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
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
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篱。
举手问葛强，何如并州儿。
白接篱是一种流行于士族中的白帽子，山简在傍晚大醉而归时，一般都醉倒在车中，有时也能骑马而归，但却倒戴着白帽子，嘴里说着愚不可及的醉话。
当然，魏晋名士们在沉溺醉于酒的幸福体验的同时，也借酒吟诗作赋，直抒胸臆。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酒醉而写出传世之作，这样的例子在魏晋文学史中俯拾皆是。“书圣”王羲之醉酒书写《兰亭集序》，即为其中著名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