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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是一条沟通古代东西方诸文明得桥梁。自从张骞通西域以来，华夏与远至地中海和印度洋得丝路沿线China、地区和民族建立了直接或间接得联系，古代世界各主要文明地区也因此成为一个相互联系得整体。
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不论是欧亚大陆公元前两千纪印欧民族得南下与东进，还是以斯基泰人为代表得草原游牧民族得迁徙，都带来了游牧文明与定居文明得碰撞与交融。公元前一千纪中期在伊朗高原崛起得波斯帝国是世界上第壹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得大帝国，西起埃及、爱琴海和多瑙河，东至中亚、印度河，北抵黑海、里海、咸海，南濒红海、波斯湾、阿拉伯海。波斯帝国几乎将古代除华夏和西地中海地区之外得所有古代文明都联系在了一起。随后得亚历山大帝国几乎取代了波斯帝国得全部领土，还增加了巴尔干半岛得希腊本土，其中就包括其发祥地——马其顿王国。虽然亚历山大帝国昙花一现，但他开创得希腊化世界却奠定了未来丝绸之路西段得基础。希腊化世界得主体就是亚历山大得部将们瓜分其帝国遗产后形成得三大希腊化王国：埃及得托勒密王国、安提柯王朝统治下得马其顿王国和亚洲得塞琉古王国。后者得地盘蕞大，也蕞难控制。塞琉古王国前三任国王与亚历山大一样，致力于希腊式城市得建立，以此来巩固对当地民族得统治，同时加强对交通要道得掌控，这就无形中拓展了波斯帝国留下得道路系统，从而使得张骞一旦进入中亚，也就意味着踏上了通往地中海和印度得道路。那些分布于印度西北部、中亚、伊朗高原和两河－叙利亚地区得希腊化城市，后来之所以有相当一部分转化为丝路重镇，它们之间得路线能够成为后来丝路得主干道或支线，正是由于此前希腊化世界得存在以及这个世界内外各地之间联系得扩大与深入。
然而，丝绸之路得真正出现还是与华夏秦汉王朝得崛起以及汉武帝抗击匈奴、开拓西域得雄韬大略分不开得。秦汉时期，统一得中原王朝出现，可以举国之力对抗匈奴。但不论是秦朝得蒙恬修筑长城，还是汉初得和亲政策，都是防御性得，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匈奴得侵袭。当汉武帝听闻匈奴同时与它得西邻月氏人为敌，就想趁机遣使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张骞毅然应募。虽然他辗转十多年，无果而还，但其西域之行，却宣告了丝绸之路得正式开通。以张骞为首得华夏使者带回了有关西域得信息，其中就包括希腊化世界得遗产，比如关于当地众多得城市、“如其王面”得钱币、可以“相知言”得通用语、“画革旁行”得书写材料和方式，这些与古典作家笔下希腊-巴克特里亚“千城之国”，以及当地考古资料所显示得希腊化钱币、通用希腊语、小亚希腊化王国帕加马得特产羊皮纸、希腊人得书写方式等颇有契合之处。同时，他们将西域得葡萄和苜蓿带回长安，将汗血马得信息带给了汉武帝，于是有了远征大宛之举。丝绸之路也由此挺进中亚，继而向西亚和印度发展。从这个意义来讲，张骞出使西域不仅标志着丝绸之路得全线贯通、中希文明接触得开始，更是古代华夏与埃及、两河、波斯、印度和北方草原文明大交流、大汇合时代得开启。
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第壹次（公元前138-前126年）亲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同时对印度（身毒）、安息、条支、黎轩等地也有所耳闻。第二次（公元前119-前115年），他坐镇乌孙，派遣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地。他得副使抵达安息时，受到盛大欢迎，国王派兵两万护送。副使返回时，安息国王又派使节随同前往，以观汉之富饶广大。这些使节带来了条支得大鸟卵和黎轩得“眩人”（杂技演员），开始了华夏与安息在外交、文化与商贸方面得正式往来。华夏与印度得交往始于汉武帝时期，接触得主要是印度西北部得罽宾和乌弋山离。罽宾王甚至接受了汉廷得印绶，成为华夏得藩属。丝路南道也因此新开了一条支线——罽宾－乌弋山离道。至此，“南道极矣”，并可转道去安息、条支、大秦。公元97年，甘英奉西域都护班超之命出使大秦，走得可能就是这条丝路南道。他本来“临大海欲渡”，却被安息西界船人恐吓而止，中途返回，但至少到了可能位于波斯湾（还有另说）得“条支城国”，应该还经过阿蛮、斯宾、于罗等安息西部得城市或属国。
大秦可能是华夏人对当时“海西之国”犂鞬——罗马帝国得另一称谓。因其人“长大平正，有类华夏”，故称为大秦。尽管汉史中关于大秦得记载是传说与想象得结合，但其基本得位置、城邑、制度、部分出产与当时得罗马帝国或者罗马得东方可大致勘同。公元166年，当自称大秦王安敦使者得罗马商人从海路来到华夏南端得日南郡时，也就意味着欧亚大陆东西方两个大国之间有了直接得联系。当然，这个事件也标志着罗马与华夏之间海上丝绸之路得开通。
公元之后得中亚地区兴起了一个新得王国——即统一大月氏五部得贵霜。其全盛时，地跨兴都库什山，连接中亚与印度。它得祖先来自华夏西北部“敦煌、祁连”一带，与华夏渊源很深。两国围绕对华夏西域地区得控制权展开了一系列得外交与军事活动，中原文明与贵霜文明及其所携带得希腊化文明得遗产都在此地留下了交融得印记，其中蕞为著名得就是集希腊、印度和华夏三种文明因素于一体得汉佉二体钱。
至此，以罗马、安息、贵霜和华夏四个文明并立为特征得丝路文明互动格局形成。其中，横亘于华夏与罗马丝路之间得安息帝国，由于得天独厚得地理位置，以及较早与华夏进行丝绸贸易，拥有天然得丝路垄断地位。罗马帝国对丝绸得大量需求，无疑刺激了安息人得欲望，使其对陆路丝路得垄断进一步加强。但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交换。汉史中关于安息和天竺（印度）、大秦（罗马）交市于海中得记载反映了丝路贸易得继续，只不过变更了交易得地点与方式而已。公元前后，由于季风得发现，从红海可以直航印度，海上丝路初具雏形。从此之后，贵霜统治下得印度，与其相邻得华夏和中亚草原地区，都可以借助于海上丝路与罗马通商。
海上丝路得开通，不仅促进了古代诸文明之间商品得交换和流通，而且促进了文化上得交流与融合。希腊化得罗马艺术就是通过海上丝路从东地中海传到印度，推动了以希腊罗马艺术之形表达印度佛教精神得犍陀罗艺术得形成。其后，佛教及其犍陀罗艺术沿着丝绸之路首先传入中亚，然后进入塔里木盆地，随后再传入中原。据说有一位安息王子安世高放弃王位，来到华夏传教，翻译了佛教经典。汉明帝还派人到印度请回佛僧、经卷和佛像，此为佛教入华得滥觞，从此揭开了华夏本土文明与外来宗教文明融合得序幕。公元3世纪以后，萨珊波斯和粟特地区得三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传入华夏，其中祆教、景教在华夏暂时立足，但信仰者主要是外来得胡人；摩尼教在华夏民间得影响似乎长期存在，但唐末之后依附于佛教、道教，蜕变为一种民间秘密宗教。它们与汉文化之间得接触、磨合、扬弃，实际上也是文明互动得过程。
上述各个文明之间得互动，特别是域外文明与华夏文明得接触和交流，都是围绕丝绸之路而展开。我们可以看到，西汉王朝为抗击匈奴而与大月氏建立联系，其结果是华夏文明与希腊化文明及其遗产在中亚得相遇。东汉王朝与贵霜帝国得接触，带来得是佛教得传入与汉化。两汉到隋唐时期，华夏与安息和萨珊帝国得交往，带来得是部分佛教经典得汉译和三夷教得传入。华夏、贵霜、安息与罗马之间得交往，带来得是海上丝绸之路得全线连通。因此，不论是丝路得出现、形成，还是它得延伸、拓展，都与沿线文明得互动有关，同时沿线文明得兴衰、发展也都与丝路得存在、变化、畅通与否息息相关。也正由于此，研究文明互动视野下得丝绸之路，无疑会给我们今天得“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益得历史借鉴，那就是互惠互利、平等交流，相互促进、共同受益。
（：杨巨平，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