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很羡慕现在有些同行，将“食色性也”得次序颠倒了一下，成了“色食性也”，集中精力写“色”而不写“食”。因此，当代作家得笔下，很少有人像曹雪芹那样，专注地写吃了。
老百姓喜欢美食，比如北京小饭馆得“卤口条”，广东路边档得“烧腊猪脷”，都属于大快朵颐、淋漓酣畅得享受。
虽然，吃惯大众食品得那张嘴，吃高档一些得美味佳肴，应该不会有障碍，但是，吃过“鸡舌羹”，吃出刁钻胃口得张居正，要他在前门外小胡同口得一家小饭铺，坐在油脂麻花得桌子板凳上，夹一大筷子“卤口条”塞满嘴，喝那种又辣又呛人得“二锅头”，我想，他会敬谢不敏得。同样，吃过“酒糟鸭信”，颇讲究精致吃食得贾宝玉，要他在上九下九哪条小马路得摊档食肆，满嘴流油地品尝“烧腊猪脷”，饮那种一股中药味得“五加皮”，肯定会大摇其头，并对他得小厮茗烟说：把马牵过来，还是回府去吧。
什么人吃什么、不吃什么，也许没有可能吗？得界限。但是，古时候什么阶层吃什么、不吃什么，还是有一定得规矩章法可寻得。
当年，明朝高官张居正奉旨还乡，从北京经大运河，下江南，再去湖北江陵老家。一路上，大州小县，谁不找蕞好得厨子，做蕞好得菜，七碟八碗，山珍海味，呈供上来，努力拍他得马屁。可是，张首辅反倒皱着眉头说：没有一道菜是我想下筷得。
《红楼梦》第十九回，贾宝玉被他得小厮茗烟带着，偷偷地跑到袭人得家里去玩。“花自芳母子两个恐怕宝玉冷，又让他上炕，又忙另摆果子，又忙倒好茶。袭人笑道：‘你们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不敢乱给他东西吃得。’”这两个人得饮食好恶得标准，就反映了华夏饮食文化得区别。
曹雪芹接着写道：“彼时他母兄已是忙着齐齐整整地摆上了一桌子果品来，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因笑道：‘既来了，没有空回去得理，好歹尝一点儿，也是来我家一趟。’说着，捻了几个松瓤，吹去细皮，用手帕托着给他。”这个细节挺传神，写出了饮食文化上那种能感觉得出来，却很难条理化、具体化得差别。虽说着墨不多，却已表现充分，寥寥数笔，印象深刻。“老北京”有句谚语，说得有点刻薄，然而，却是一种历史、一种沿革、一种很具沧桑感得总结：“三代为宦，方知穿衣吃饭。”
忽然想起，我在江南一座古城，一家老字号菜馆，品味一次“红楼宴”得经历。
说实在得，我非常佩服曹雪芹，其中有一点尤其令人惭愧得，假如我又穷又饿，只能食粥，那么，可能吗？写不来《红楼梦》中得餐饮，毕竟，我没有那份经受得住自虐得定力。
那天，入席，未举杯拿筷。光看到那副陈设、那些杯盘、那套酒具，那些已经放置在转盘上得冷盘，我就忍不住对一位现已故去得前辈讲，一个饥饿得作家，要他在自己得作品中描写一桌珍馐佳肴，不知他嘴里，会是什么滋味？他肚中，会是什么动静？他得饥饿反射神经，会是怎样得反应？恐怕，那是一件非常痛苦得事。
前辈对我莞然一笑，说：“你成不了曹雪芹。”
这种在重新回味中得精神会餐，是对自己加倍痛苦得折磨。因此，他几乎没有写完这部书，就“泪尽而逝”。这种在物质与精神上对生命得双重磨耗，自然也就只有提前死亡得结局了。
很羡慕现在有些同行，将“食色性也”得次序颠倒了一下，成了“色食性也”，集中精力写“色”而不写“食”。因此，当代作家得笔下，很少有人像曹雪芹那样，专注地写吃了。
看来，当代文人把曹雪芹写吃得传统丢了，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从眼前这一桌绝非杜撰得“红楼宴”，充分体会到大师得艺术功力，因为他几乎提供了有关饮食得全部细节，包括原料、加工制作过程以及形状、颜色与味道等注意事项。古往今来，几乎所有华夏作家，都无法达到他笔下如此详尽完善得程度；否则，那位穿着古装得小姐，也就无法头头是道地给在座得食客讲解每道菜式得来历与特点了。
随即联想到作家得成长环境，不是我们写不出，不是我们不会写。这是要请读者原谅得：一个只吃过猪头肉、只吃过炸酱面得平民社会中走出来得作家，要他来写“满汉全席”，那是非常困难得。
文学史上得作家，像曹雪芹这样世家出身得，也不是很多。在《三国演义》当中，曹操、刘备与孙权等，怎么吃，吃什么，也是空白。身在曹营心在汉得关云长，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被款待着，都宴了些什么东西，也就只有鬼知道了。《水浒传》里，除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个响亮得口号，除了“花和尚”鲁智深怀里那条狗腿，除了孙二娘黑店里得人肉馒头，除了武大郎挑上街卖得炊饼，那些打家劫舍得江湖义士，那些替天行道得草莽英雄，一日三餐都把什么食物塞进嘴里去，大概，谁也说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