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诗史
提到诗史，人们大概立刻会想到杜甫。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一条大段引诗叙述李白在长安及宫中故事，近尾处涉及杜甫，说：“杜所赠二十韵（按：指以“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开头的五排《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顺笔延伸说道：“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谁知，倒是这几句，比前面大段说李白的话影响还大，竟被认为是“诗史”一词的最早出处，以后凡论杜甫诗史，几乎没有不提孟棨此语的。
然而，什么是“诗史”？怎样的诗才能算得“诗史”？看孟棨的意思，似乎是从杜甫赠李白诗联想到他遭逢安史之乱，晚年流落到陇蜀一带，其诗反映时事和生活经历全面细腻深刻，所以当时就有人（或很多人）称其为“诗史”——孟棨说的只是事实，并没有给“诗史”下定义，所以后来的人根据他这段话来解释“诗史”的含义，也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不过，“诗史”总归是个褒赞性的词，是对某首诗或某个人的一些诗篇内容的深广和思想艺术高度的一种肯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与“史”比一般文学创作（无论诗赋文章）的地位要高，如果说一首诗或某人的诗具有“史的质性”“史的意味”因而堪称“诗史”，无疑是对此诗的崇高评价。说老杜是“诗史”，特别是他写于安史之乱期间的那些诗是诗史，应该说是名副其实、众望所归的，他也的确当之无愧。何况，他还有一个比“诗史”更崇高、更尊贵的“诗圣”头衔呢！
可是，与杜甫齐名的李白又如何呢？李白有“诗仙”之称，堪与杜甫的“诗圣”媲美，甚至有人把李白也称为“诗圣”。如明朝的大才子杨慎就说过：“陈子昂为海内文宗，李太白为古今诗圣。”（《周受庵诗选序》）。清人屈绍隆（大均）《采石题太白祠》诗怀念李白，则有“千载人称诗圣好，风流长在少陵前”之句，自注道：“朱紫阳（熹）尝谓太白圣于诗，祠上有亭当翠螺山顶，予因题曰诗圣亭。”看来，把李白称为“诗圣”的还不止一两个人。这里也许牵涉李杜优劣的公案，我们暂不讨论。我们关心的是，杜甫之称“诗圣”，可能与他的诗史成就有关，甚至“诗史”正是他荣登诗圣宝座的主要理由，那么同样堪称“诗圣”的诗仙李白，他与“诗史”有无关系呢？
以前我们似乎没怎么注意这个问题。一般的评论文章或文学史叙述，虽然也会说到李白的诗有反映现实的一面，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如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前言》），但似乎很少从是否堪称“诗史”这个角度去阐说。“诗史”二字，即使不能说已为杜甫所独享，至少好像与李白关系不算大，不像与杜甫的关系那么密切。
这正是我们今天想要说道一番的问题——且听我慢慢道来。
原来，自诗史言说在宋代渐渐兴盛以来，历代就有它的对立面存在。到明代，杨慎是一个代表人物。他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升庵诗话·诗史》）这是他的代表性言论。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大名鼎鼎的船山老人，态度也很激烈，是个有名的“诗史反对派”。他认为“诗史”之名根本不通，完全不能成立，针对杜甫获得“诗史”之誉，他斩钉截铁地说：“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耳之不相为代也久矣！”（《姜斋诗话·诗译》）
是啊，史的功能和职责是记录事实，直笔和实录是对史的要求，也是对史文的褒赞。但诗却需要言志抒情，比兴寄托，写景叙事，婉转含蓄，象征隐喻，甚至夸张虚构，其功能是美刺讽谏，作用是兴观群怨，与史怎么能混为一谈呢？船山对杜甫某些诗句，特别是那些叙事直白因而“史性”颇强、艺术性却不足的句子颇不欣赏。他说：“杜陵败笔有‘李瑱死歧阳’‘来瑱赐自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种诗，为宋人谩骂之祖，定是风雅一厄。”（《唐诗评选》卷二《后出塞》二首评语）瞧，多么犀利！不是一般的不好，是“败笔”，前两例是毫无修饰的叙述，缺乏诗味，连“朱门酒肉臭”这样形象地痛揭贫富对立、一向受到称颂的句子都给予否定。“谩骂之祖”“风雅一厄”，这批评本身可真是一点儿也不温柔敦厚呢。特别有意思的是，为了更强有力地剥夺杜甫的诗史地位，船山在《唐诗评选》中，李白《登高丘而望远海》诗下竟写了这样一段评语：
后人称杜陵为诗史，乃不知此九十一字中有一部开元天宝本纪在内。俗子非出像则不省，几欲卖陈寿《三国志》以雇说书人打匾鼓说赤壁鏖兵。可悲可笑，大都如此。
话虽不长，意思却丰，批评的锋芒分成几层。首当其冲的便是杜甫，说杜甫诗史不如李白。如果杜甫算是诗史的话，那么，李白的《登高丘而望远海》就简直够得上一部开元天宝本纪了！其次，把称赞杜甫为“诗史”的人称为“俗子”，批评他们没文化，不懂李白，不懂历史，也不懂“诗史”，欣赏杜诗大概只因其通俗——就好比没有插图（出像）的书就看不懂，宁可卖掉史书《三国志》，拿钱雇人说赤壁大战的评书一样，真是既可悲又可笑。
关键是凭什么说李白《登高丘而望远海》“有一部开元天宝本纪在内”呢？还是让我们来看李白诗的原文：
登高丘，望远海。六鳌骨已霜，三山流安在？扶桑半摧折，白日沉光彩。银台金阙如梦中，秦皇、汉武空相待。精卫费木石，鼋鼍无所凭。君不见，骊山、茂陵尽灰灭，牧羊之子来攀登。盗贼劫宝玉，精灵竟何能？穷兵黩武今如此，鼎湖飞龙安可乘？
我们知道，本纪是正史记载皇帝和朝廷大事的篇章，所谓“帝王书”（《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也。由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书中，“本纪”是比“世家”“列传”所记人物地位更高、内容也更重大的。所谓“开元天宝本纪”，实即唐玄宗的在位史、执政史，其重要性当然非杜甫那种小人物流离生涯史可比。船山说李白的《登高丘而望远海》“九十一字中有一部开元天宝本纪在内”，就是说李白的诗才是一部真正的、更高级的以皇帝为主角的诗史，而被俗子们称赞的杜甫诗史比他差得远。这段话的要害是在这里。可惜，船山只是下了这个判断，却没有进一步说明理由。断而不论，点到为止，语焉不详，可说是我国古代诗评的一种通例。于是，我们也不妨来做一些臆测和分析。
首先，结合船山诗学观，特别是他在《唐诗评选》中的众多评语来看，他这句评语似乎是话里带气，有点故意说过头的意思。对杜诗，船山其实总体评价不低，也很欣赏，但俗子们口口声声说杜甫是诗史，在船山看来简直是盲目起哄，实在是惹他反感，他就偏要举出一个俗子们绝对想不到的例子，当头一闷棍，把他们压下去。
其次，船山特举李白，也是有意的。李杜齐名，但没人说李白诗是诗史，我就偏要以他为例来与杜甫抗一抗，拿李白压杜甫，谁敢说不！
再次，何谓诗史？难道一定要像杜甫那样写才行，换一种写法就不行？我倒偏要举一个写法大不相同的例子，而且我还要说它比杜甫的诗更像诗史，不是一般的诗史，是更高级的史，是一部玄宗本纪！
船山老人这段评语是否真的带气而发，不过是揣测，读者诸君自有明断。我更想说的是船山此语，特别是其第三点给我们的启发。
诗史可不可以有多种写法呢？杜甫是一种写法，写的是下层生活，颠沛流离，衣食无措，家破人亡，现实性很强，甚至有不少新闻报道性镜头，写到许多琐事和细节，所以生活气息浓郁，等到新闻报道的内容变成历史，杜甫的诗也就自然成了诗史。然而，诗史是否只能用此一法呢，像李白那样写，能不能够称作诗史呢？看来，船山是认可的，不但是诗史，还是更高级的诗史。
那么，李白的《登高丘而望远海》在表现手法上究竟有些什么特点呢？
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做过的事很多，做错的事也很多，李白别的诗对此多有反映。如《古风五十九首》中的《胡关饶风沙》《羽檄如流星》直揭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带给百姓的灾难，《秦王扫六合》讽刺帝王求仙采药企望长生不老，《大车扬飞尘》鞭挞中贵群小骄横淫侈不可一世。还有更多的诗篇写到朝廷黑暗、贤者怀才不遇、奸佞外戚弄权，写到大权旁落、强藩悍将气焰嚣张，诗人对此忧心忡忡，在《远别离》《梁甫吟》《蜀道难》等诗中有所透露，甚至对皇权和王朝的危机发出了预警——也许说这些诗有诗史意味，尚好理解。可是《登高丘而望远海》这首诗并没有写到玄宗的事，仅集中歌咏秦皇汉武迷信神仙和连年征战两点以隐喻玄宗，而且穷兵黩武还只是在诗末提了一句，并无具体描述，难道这也能算是诗史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让我们试着分析一下。原来，这两点乃是酿成玄宗时代朝政荒嬉、权奸用事和悍将弄兵，以致后来引发安史之乱的重要原因。虽然以此概括唐玄宗的一生并不全面，但应该说是抓住了要害，诗歌本须一以当十，由此及彼，启发联想，而无须面面俱到。从后来的发展看，安史之乱的祸根确实是唐玄宗种下的，唐王朝衰落的转折点，确实就在其极盛的开元天宝年间。《登高丘而望远海》抓住唐玄宗迷信和好战两大问题，反映了历史的一些侧面，那是一种鸟瞰式的宏观反映，虽不免粗枝大叶，却一定程度地触及了唐朝历史发展的症结和趋势，特别是以后人的眼光来观察和体会更是如此。李白跟杜甫不同，他不像杜甫那样站在土地上，善于用普通百姓的感情和体验去表现现实生活，李白虽然也在民众之中生活，但一写诗，就爱高蹈，爱升腾到云端俯视鸟瞰，他看到的是更为宏阔壮丽但也不免粗疏模糊的景象，他无意细腻表现玄宗所作所为和朝政窳败的种种细节，但却有意、也有笔力去表现历史即将发生巨大转折的紧张气氛，拿秦皇汉武的无奈死亡预警性地表现了玄宗也必将失败和理想破灭的结局。平心而论，说《登高丘而望远海》这首诗是开元天宝本纪，其实有点夸张拔高，但说它具有某种史性史味，还是可以成立的。唐史也证明了它确实表现并预言了发展的大趋势，诗人的历史敏感也就得到了证实。应该承认，说这首诗不愧诗史，显示出船山眼光的锐利和立论的果敢；今日看来，以这首诗与杜甫诗史抗衡，其功效和意义主要不在于找别扭，而在于为诗史开拓出更广阔的天地——这大概倒是船山所始料未及的。
受王夫之启发，我们对所谓诗史，有了更为开阔的眼界。那些叙述记录了许多当日生活细节、在时光流逝中历史认识价值见涨的作品，如杜甫的诗，固然可称诗史；那些并未记述多少生活细节，却写出了历史的氛围和动向的作品，如李白的《登高丘而望远海》，也不妨是诗史的一种。而且，甚至比李白的诗思更超脱、更浪漫、更大胆，比李白诗表现得更天马行空、更幽深隐微、更匪夷所思、更独特而出格，而实际上仍不过是现实生活变形的作品，也能够因具有史性而堪称诗史，如李贺的某些诗。诗史无疑是崇高的，但并不神秘，并非高不可攀，当然更不是杜甫的个人专利。只要认真表现生活，无论表现的是生活细节，还是生活感受，是百姓的柴米油盐，还是民众的喜怒哀乐，就都有可能触及生活的腠理、社会的脉搏、历史的足音，在或长或短的时间以后，被发现并被承认为“诗史”。
还是受王夫之的启发，我们又想到，李白杜甫都不是只有一副笔墨、只会写一种风格诗史的大家，他们那些堪称诗史的作品，表现手法其实也是多种多样的。杜甫除了孟棨所说“推见至隐，殆无遗事”式的诗史外，也有《兵车行》《丽人行》《哀王孙》《哀江头》那样新闻报道式的诗史，“三吏三别”式小说戏剧型的诗史，还有《秋兴八首》那样结构谨严富于哲思的组诗式诗史，可谓精彩纷呈。李白则既有《登高丘而望远海》《古风·一百四十年》那样俯瞰宏观式的诗史，也有《古风·胡关饶风沙》《古风·羽檄如流星》《古风·大车扬飞尘》那样直接反映现实问题的诗史，还有《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这样把自叙生平和记载时事相结合的诗史，还有充分表现其思想矛盾、既渴望远引高蹈又实在离不开华夏热土如《古风·西上莲花山》式的诗史，与杜甫同样也是精彩纷呈，让我们目不暇给。不但李白杜甫，高岑元白韩柳诸位的诗集又何尝不是诗史？一部《全唐诗》，岂不更是有唐三百年波澜起伏的宏伟诗史？
诗歌是要抒发感情的，也是要叙写生活的，抒情写事，或曰抒和叙，实乃诗歌的两大特长，两大功能，它们既分又合，交融发展，从而形成互渗互动的两大传统。诗史，是诗歌创作中出现的一种现象，一种必然会出现的值得重视的现象。诗史也是诗歌的一个类别或品种。诗歌不会都是诗史，也不必全向诗史看齐，诗人可戴的桂冠也不是仅有诗史一顶。诗史是诗歌中渗透了史性、史识、史意、史味的部分，但它的本质还是审美的。它和史在本性的最深处相通，因为它们都是人类智慧和精神的产品，但绝无取对方而代之之意，也没有这种可能。正如史也可以具有诗心，司马迁《史记》就曾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美誉，誉之者也绝无将《史记》混同诗歌而取消史学之意。王夫之认为“诗史”一说有混淆口耳之弊，可能与历来诗史言说的弊病有关，其实是极大误解和多馀担心。口耳既不能混淆，诗、史又焉能合一？诗总是随诗人之性而为，其人个性与能力如何，其诗也就大体如何。读诗的人对那些叙事性较强，或反映现实生活细节，或表现时代精神和历史趋势，而能帮助人们了解历史的作品，评之为“诗史”。“诗史”一词由此被读者和评论者创造出来。然“诗史”一词不是科学的度量衡，没有划一的标准，见仁见智、可同可异亦可变，分歧免不了。昔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或他日之我，都可能发生矛盾，更不必说众人之间。不同意见不妨共存切磋探讨。就李杜诗歌谁更是诗史的问题，船山老人提出了尖锐的看法，我们则就势议论了一通。贤明的读者阅后有何意见？如果有机会的话，极愿洗耳恭听。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