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性衝突可以調和，而結構性衝突則無法調和。大多數外交專家的偏見是：堅持把中國看成一個民族國家，同時堅持民族國家的多國體系是普遍和永恆的模式。可惜從歷史上看，這兩個前提都不正確。解釋體系本身只是工具，任何體系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解釋力，但體系肯定有優劣之分，壞體系會使分析比現象更複雜。
即使是經典的民族國家，各種利益整合為國家利益，也需要長達數百年的時間。克倫威爾的政策和真主黨的政策，都不大適合在國家利益的理論框架，不是說不能解釋，而是這樣的解釋違反了奧卡姆剃刀原則，非但沒有使複雜現象變得清晰，反而使簡單現象變得複雜。
中國無法形成國家利益，其實只是大清滅亡以來，東亞國族建構一再受挫的自然反應。漢語官話方塊字文化圈的知識份子在1935年前後和2008年前後企圖發現中國國家利益，都遭到迅速和悲慘的失敗。歸根結底，巴別塔無法穩固。這些知識份子的處境相當可憐，因為哪怕是一心為服務的學術，也需要一定的時間和心血來堆積，然而還沒有等到建構初具規模的那一天，他們寄以希望的假民族國家，就像以前的同類白手套一樣，被它的主人弄髒和拋棄了。
美國外交專家和中國問題專家的失敗，原因相同。朝鮮核武器嚴重危害中國的國家利益，如果中國作為共同體和行為主體果真存在的話，然而事實證明，中國並不存在。因此，誰都不可能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除非你能謀殺一個死人，或是實現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
「中國崛起」，同樣屬於類似燃素和以太的理論虛構。過去二拾年的演化，可以用更好的模式描繪：全球化不利於民族，資本的自由流動傾向於解構只能緩慢生成的有機共同體。共產主義也是有機共同體的解構者，只是解構方向與全球化相反。蘇聯存在時，民族和國際資本主義聯合反對共產主義。蘇聯瓦解後，兩者的分歧日益擴大。
全球化在東亞發現了最好的合作者，並非偶然。共產主義製造原子化勞動力的能力和決心，都不可能存在於民族當中。民族作為共同體有許多功能，其中之一就是在近代化的新環境下，發揮抑制原子化的功能。國際資本主義無論在基督教伊斯蘭教或其他傳統宗教籠罩的社會，或是傳統宗教雖然已經衰退、但民族已經建構成功了社會，都不會像過去二拾年的紅色中國那樣所向披靡。
所謂「中國崛起」的實質是，列寧黨和國際資本主義分享了東亞社會解構的紅利。一方面由於有機共同體對全球化的抑制不斷強化，另一方面由於東亞社會已經沒有進一步解構的餘地，原有的格局已經不可持續。列寧黨傳統的解決方法就是拋棄擠乾的橘子，尋找新的橘子，白手套從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改成恢復大清朝貢體系，關係並不很大。蝗蟲如果找不到新的麥田，就會餓死或自相殘殺，或者兩者同時發生，所以它根本沒有真實的選擇餘地。知識份子使用何種方法解釋，都是頗有選擇餘地，不過無論如何選擇，無非就是更換名詞，而且無論如何更換名詞，白手套的使用壽命都不長，所以從投資效益比例考慮，簡直不值得費此心力。
國際資本主義和民族的博弈路線，倒是對文明的未來關係匪淺，值得絞盡腦汁。民族的誕生，通常是國際資本主義刺激的產物。地方、語言、宗教和血緣的傳統共同體。要發明民族，離不開國際資本主義的邊界條件。然而國際資本主義如果得不到有機共同體的約束和保護，很容易製造末人社會而自取滅亡。
古典希臘羅馬和文藝復興意大利的高度文明和社會解體，其實都是傳統共同體釋放積累的不同側面。基督教的興起、宗教改革和民族國家都可視作新型共同體對傳統共同體的替代。演化環境發生變化，結果不是替代就是滅亡。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競爭、美國外交政策的演變，其實都是系統演化的片斷，而且只有放在系統演化的理論框架內，才能獲得充分的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