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 , 2015年13期
1920年代初，拱铲国际对张作霖、吴佩孚和孙文的工作并不是孤立的。1924年，欧洲割命全线崩溃。列宁天才地运用了“侧面攻击”或“打击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理论，将主战场转移到远东。拱铲国际在凡尔赛—华盛顿时代的理论认为：远东条约体系本质上是大英帝国的秩序，日本以仆从身份维护这个体系。因此国民割命的主要攻击指向英国，但日本支部也不能不配合世界割命远东区的主战场。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拱铲党制定了“1927年纲领”——“殖民地完全独立”。纲领虽然出自渡边幸之助、福本和夫等人之手，立场却完全以“远东割命一盘棋”为本位，使日本（非薄弱环节）的割命从属于中国（薄弱环节）的割命：“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割命最危险的敌人，使我们无法在中国获得战略地位。美国、英国、日本对中国割命采取斗争合作的策略，对苏联则采取战争合作的策略，同时准备发动瓜分太平洋地区的帝国主义战争。国际派通过这项纲领，消灭了本土派的势力，确定了三大方针：“化帝国主义战争为内乱”；“从中国撤退”；“日本拱铲党与日本殖民地的解放运动密切相关，并支持台湾拱铲党的组织运动”。
1927年，组织部长渡边政之辅在东京召见谢雪红和林木顺。渡边将最新的纲领和组织纲领传达给他们，同时表示“台湾拱铲党已经成为日本拱铲党的民族支部”。同年，台湾拱铲党在上海法租界成立。谢雪红主持会议，确定“台湾拱铲党是日本拱铲党的台湾民族支部”。会议分析台湾的地位，表示“台湾为日本帝国主义之殖民地，本身尚有许多封建的遗留产物。社会割命的期望尚属愿景，民主主义的目标在于颠覆日本帝国主义和争取台湾独立的民族割命。”他们根据这样的定位，进而拟定了台湾拱铲党的三大方针:“打倒总督专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台湾人民独立万岁，建立台湾。”
这次会议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因为此前从来没有人如此明确地宣布：台湾人民(people)是一个1848年割命意义上的民族，有义务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nation)。拱铲国际的意图不难理解：日本是远东体系的第二号既得利益者，因此构成仅次于大英帝国的第二号障碍，挑起日本帝国内部的冲突和分裂，可以妨碍日本人在亚洲大陆行使世界警察局远东派出所的职能。列宁的关键词“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改变了自我定位，以打倒白人帝国主义的割命先锋队自居，苏联对日本的态度随即好转，甚至停止了日共和台共的分裂活动，以便保护日本退出国联的积极性。这一系列上的小动作都着眼于短期的尔虞我诈，但不可避免地释放出许多文化上的种子，长期后果超出了始作俑者能够控制的范围。
台湾自治论不同于台湾建国论，产生的时间要早得多。1900-1910年的日本发挥了某种类似种子银行的作用。东亚各地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大部分直接或间接源于这些种子。它们不仅在时间和地点上，而且在思想和生活上，都有多重交集。这些思想和建构的背后，都有日本同时期国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泛亚洲主义的影子。
而日本的各种思潮如果不放在自身尴尬地位的背景下，是无法充分理解的。日本既是西方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又不是西方国际体系的一部分，既是亚洲的一部分，又不是亚洲的一部分，既在围城之内，又不在围城之内。西方既是西方又是世界，亚洲既不是西方又不是世界。脱亚论和1885年《天津条约》、泛亚洲主义和1901年日俄战争都存在隐秘而微妙的感情暗流。亚洲大陆各邦国和族群在建构近代型国家和民族的过程中，除了类似日本的尴尬之处以外，还要增加一层西方—世界和西方外围—世界挑战者同时施加影响造成的尴尬。台湾各族群和各阶级置身于类似的历史洪流中，除了以上的种种尴尬以外，还要面临自己特殊的两重尴尬。他们既在日本帝国之内，又在日本帝国之外，既在华夏传统之内，又在华夏传统之外。
Hsiao Frank和Sullivan Laurence以文化为中心，发明了一套简单粗暴的台湾公式：如果你接受儒家—中国思想教化，就会变成中国人。如果反过来脱离中国文化圈，就会非中国化。台湾人由于接受了日本的影响，所以具备台湾民族的特质。
这种理论模型产生了许多复杂的变体，比较容易融入以认同为准的现代民族理论。台湾拱铲党的民族建构以血统为中心，更加简单粗暴。1928年，日本拱铲党领袖渡边政之助和佐野学为他们的台湾支部制定了大纲：“台湾民族的发展”。他们主张:“台湾最初的原住民是高砂族，其次是南中国移民后裔。明清时期渡海移民的危险性甚大，因此大部分渡台汉民皆为男性。台湾民族的结构由汉民男性和高砂女性的联姻造成。前者属于汉藏系，后者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系。”如果他们的理论正确，江南和西南的大部分居民应该属于不同的民族。
林献堂和老一辈的台湾自治派都不愿意走得这么远，新生的左派很容易将他们的谨慎态度解释为阶级立场。Patricia Tsurumi认为：老自治派的领袖仍然希望日本帝国继续统治台湾，最终充分接纳台湾人为日本国民。在后期马克思王义的世界秩序图解中，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都具备同构性质。这种理论倾向于将殖民地由地区改造为国家，将殖民地居民改造为民族。相形之下，旧式的自由主义对民族共同体缺乏特殊关注。
雾峰林家显然是地主士绅和资产阶级，谢雪红的出身和奋斗则跟早年的江青非常相似。两种模式的差异其实并不仅仅限于台湾，在此后的反殖运动中一再重复。左派经常主导建国以前的民族构建，在建国成功以后却渐渐边缘化。
台湾学生组织“中台同志会”代表了两者的中间，也许是过渡状态。他们有点像五四时期的外围学生，深受列宁和威尔逊的新思想影响，但不大能区分两者的不同，也不大在意“自治”和“独立”的差别。他们宣称：“至于将来中台之间的关系，我们只须确定一个原则即可。中国不能采取帝国主义政策，而以台湾为其殖民地。台湾解放成功后，台湾所得权利之一便是自决权。自决权的意思就是视台湾经济、上的条件，让台湾成为一个有如独立自由之邦。实际上也就是，无异于台湾的独立。”这些主张大大超出了“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的请愿，但远没有台湾拱铲党激进。Hsiao和Sullivan说：1943年以前，中国拱铲党领导人一向认为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弱小民族的抗争，将来可望争得自己的主权。
1930年代，自治派创建的台湾文化协会落人激进派手中。“乡土文学”和“台湾话文”（书面台语）的呼声日益高涨。《南音》的领袖人物黄石辉宣称，“本土化”本质上就是劳动阶级的文学。“你是台湾人，你头载台湾天，脚踏台湾地，眼睛所看的是台湾的状况，耳孔所听的是台湾的消息，时间所历的是台湾的经验，嘴里所说的亦是台湾的语言，所以你的那支如椽的健笔，生花的彩笔，亦应该去写台湾的文学了……你是要写会感动激发广大群众的文艺吗？你是要广大群众心里发生和你同样的感觉吗？不要呢？那就没有话说了。如果要的，那么，不管你是支配阶级的代辩者，还是劳苦群众的领导者，你总须以劳苦群众为对象去做文艺，便应该起来提倡乡土文学，应该起来建没乡土文学。”他认为：对干以台湾话为母语的劳动大众而言，乡土文学要“用台湾话做文，用台湾话做诗，用台湾话做小说，用台湾话做歌谣，描写台湾的事物”。
郭秋生在《新民报》上发表《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坚决反对将台湾话降格为中国白话文的方言。“我极爱中国的白话文，其实我何尝一日离却中国的内话文，但是我不能满足中国白话文，也其实是时代不许满足的中国白话文使我用啦！中国的白话文，可完全在台湾繁殖吗？既言文一致为白话文的理想，自然是不拒绝地方文学的方言的特色，那末台湾文学在中国白话文体系的位置，在理论上应是和中国一个地方的位置同等，然而实质上现在的台湾，想要同中国一地方，做同样白话文体系的方言位置，做得成吗？”习惯普通话的读者没法不觉得他说的话陌生而拗口。
“乡土文学”大论战将热爱文言文的旧式知识分子排挤出局，但没有挽回两者共同的基础——汉字使用者团体的衰败。随着台湾基础教育的发展，1944年学龄儿童注册的比例已经超过70%。日语作家在文坛的势力日益扩展，“台湾话文”写作的急先锋赖和、杨逵却渐趋消沉。
Miroslav Hroch将文化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演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积极分子的关注集中于语言、文化、社会和历史的重新解释，民族诉求并不居于核心地位。第二阶段，积极分子的阶级地位和行为模式发生剧变。这种变化大多意味着更加平民化的知识分子取代旧精英。他们会发动激进的社会和斗争，以便唤醒沉睡的民族意识。或者不如说，创造原本并不存在的民族意识。第三阶段，他们创造的民族认同引起了大多数人的注意。支持或反对并不重要，只要斗争日益深人群众，无论具体的结果有利干谁，造成的趋势都符合他们的目标。
Anthony Smith则强调，“外来统治”是民族的催化剂。统治和被统治发挥了边界划定的作用，而边界正是共同体塑造所需要的。知识分子通过边界的开发，仓}l造了历史和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Anderson同样重视殖民主义对民族的塑造作用，但关注横向（地理）边界多于纵向（阶级）边界。他指出，民族往往是沿着殖民者划定的行政边界形成的。殖民地精英在同一行政单位内部的共同生活，给他们造成了命运方舟的共同体感受。他们都低估了二十世纪列宁主义通过全球反帝反殖战略，给民族解放运动注人的巨大生命。
马克思主义认为，剥削和斗争存在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反殖民主义认为，剥削和斗争存在于欧洲中心区和殖民地边缘区之间。列宁主义则认为：资本主义本来早该崩溃，但中心区对边缘区的统治和剥削为其发挥了输血续命的作用。因此，边缘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构成了中心区无产阶级割命的天然盟友和必要环节。无产阶级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朋友，就是这种理论的通俗化。
“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产生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割命和五六十年代的反殖民主义。割命家谢雪红和大地主廖文毅在二二八事件后的结盟和反目，仿佛在较小的尺度上重演了广州国民从北伐到清党的历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猜中了故事的开头，却没有猜中故事的结局，似乎并非纯属偶然。从以色列到阿尔及利亚，共同体的塑造大体遵循一个粗略的公式：左派发明民族，右派继承国家。正如《想象的共同体》所说：报喜天使加布里埃尔本来应该传给各阶级的消息，不知怎么传给了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