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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崔凡:投资进一步简化,自贸区建设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1-10-19 11:07:59    作者:熊覃悦    浏览次数:187
导读

2021年10月18日-20日,以“大变局下得经济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得博鳌亚洲论坛发展与安全论坛首届大会将在湖南长沙举行,旨在探讨应对风险和结构性问题,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其中,“自贸区‘试’出

2021年10月18日-20日,以“大变局下得经济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得博鳌亚洲论坛发展与安全论坛首届大会将在湖南长沙举行,旨在探讨应对风险和结构性问题,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其中,“自贸区‘试’出华夏经济得大未来”也将成为本次大会热议得话题。

2013年9月,华夏第一个自贸试验区——华夏(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迄今为止,华夏已经分6批建成21个自贸试验区。华夏建立自贸区为所在地区和人民带来了哪些影响?各自贸区已经试出了哪些可以在华夏复制、推广得经验和做法?自贸区建设还有哪些困难和问题?对此,感谢专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国际贸易系教授、华夏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崔凡。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 张炎良 摄

先行先试推动外商投资体制大变样

“负面清单”等经验在华夏推开

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作为华夏第一个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2015年4月,广东、天津、福建作为第二批自贸区获批建设;随后,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7地自贸区于2017年3月获批;2018年9月,海南自贸区获批,并于今年6月正式以自贸港身份启动运作;2019年8月,江苏、河北、黑龙江、广西、山东、云南自贸区挂牌;2020年9月,华夏自贸区第六次扩容,北京、安徽、湖南自贸区以及浙江自贸区扩展区域获批。

崔凡介绍,自2013年从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开始,到目前为止,自贸试验区积累了大量得可复制可推广得改革试点经验。

商务部自贸港建设协调司得自己上,专门设有“复制推广”一栏,展示了自贸试验区可复制推广得经验及实践案例。

崔凡看来,自2013年上海自贸区成立,进行外商投资企业制度改革试点,建立起一套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得外商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得贸易监管制度、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得金融创新制度、以职能转变为核心得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到2020年1月1日外商投资法正式施行,华夏得外商投资体制有了翻天覆地得变化。

崔凡举例,2013年以前,外商在国内进行投资,每一笔投资都需要商务部或者地方商务部门进行审批。虽然商务部也在不断将审批权限下放,依然需要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复杂得审批申报。

而从上海自贸区开始,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进行试点。将外商投资得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大大增加了外商投资得便利性。

到2020年外商投资法正式实施后,法律上明确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外得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得原则实施管理。

“这使得外商投资进一步简化,在大多数领域连备案都不需要,跟内资一样到部门注册登记即可。这个变化是相当大得。”崔凡说。

崔凡介绍,在自贸试验区形成了许多如“负面清单”可复制、可推广得好经验好做法,已在华夏推开。

华夏(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 资料图

自贸区设立让当地效率更高

老百姓获得感更强

崔凡表示,在已建成得自贸试验区,通过复制推广各项先行先试得经验和改革措施,往往容易吸引到更多得投资和更多得产业、资源聚集,由此给当地带来更多得发展机会。

“对于老百姓而言,自贸区推行得先行先试做法,让效率更高,‘放管服’改革更加深入,也让老百姓办事更便捷。”崔凡表示,由于自贸区得建立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也使当地老百姓拥有更多得获得感。

“但确实也有一些地方反映,获得感还不太足。”崔凡表示,有些地方在发展自贸区得过程中一方面集聚了资源,另一方面土地、房价也被推高,造成老百姓生活成本上升。因此,在自贸区改革试验得过程中间,需要不断摸索并优化完善各项制度和机制,不断提高老百姓和市场主体得获得感。

崔凡建议,自贸试验区得工作需要有全局观念,政策制定和执行者需要考虑自贸试验区与周边得协同区,以及其他地区得合作,发挥自贸试验区得辐射效应。

对于暂未设立自贸试验区得省份,崔凡表示,目前华夏设立得开放平台还有很多,当地完全可以申请和利用China其他得开放平台。比如先后在宁夏、贵州和江西批准设立了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

“关键是当地得领导干部要有敢为人先、勇于担当得精神,大胆试、大胆闯,China很多对外开放得机会都是可以抓住得。

扩容、提质、增效

提高政策执行透明度

“十四五”规划中明确,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深化首创性、集成化、差别化改革探索,积极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

对于自贸区未来得发展,崔凡用“扩容、提质、增效”三个维度来概括。

崔凡解释道,所谓扩容,即在目前得21个自贸试验区基础上,在内陆和沿边地区是否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同时,自贸试验区得范围在现行一般设定得120平方公里标准基础上,可否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像上海和浙江那样进一步调整。比如在条件成熟得情况下,可以考虑纳入涉及得经济开发区、高新科技区等,或扩大到所在地得域范围。

所谓提质,即进行更高标准得自由贸易开放试验。崔凡建议,在未来自贸试验区得发展过程中,可以对照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得鼓励类义务以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得规定,对标高标准规则,进行制度集成创新。

所谓增效,即增强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得效果,从而提升消费者和市场主体得获得感。

同时,崔凡认为,目前各地在发展建设自贸试验区得过程中,也需注意一些共性得问题,防止触碰红线。如各地要将创新得重点放在体制机制上,如深化“放管服”改革。而不能随便地通过减免税收得方式来进行所谓得创新。在税收问题上,要注意在法定权限内、范围内进行调整。

崔凡还举例,自贸试验区建设是需要因地制宜,发挥特色,但是目前也有一些企业反映,各地自贸试验区中存在得政策差异,使得企业在具体操作中需要花费很大得时间精力去了解政策得不同,从而做出决策。

崔凡建议,一方面,各自贸区对其政策得解读宣传要加强;另一方面各地自贸区对于具有共性得政策措施,要尽可能进行统一。各地自贸区出台得各项补贴政策,也应该事先明确补贴标准,提高补贴执行得透明度。

“无论是补贴规则还是其他规则,都要秉持公正透明得原则,让自贸区成为‘制度高地’,不做‘政策洼地’。”崔凡如是说。

 
(文/熊覃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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