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岳忠豪
随着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开始与进展，西方国家开始了全球性的殖民扩张。1619年，荷兰殖民者占领雅加达，并将其更名为巴达维亚。殖民者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由于人口不足而引起的粮食、劳动力等等资源的缺乏。为了增加劳动力，开荒建城，发展经济，荷兰殖民者开始从南洋各地诱拐华人，而中国福建、广东等地的汉人也不得不为了养家糊口而背井离乡。
（荷兰殖民者）
华人勇于开拓的天性使他们在何地都能迅速发展起来，而随着华人的大量涌入，华人地位的逐渐巩固，殖民当局认为威胁到了其殖民统治。从17世纪末年起，殖民当局先后颁布了针对中国的移民禁令，但收效甚微。此后禁令不断，1736年规定，凡是1729年入境的华人，只有被认为有用的人才允许领取居留准许证，其他一概遣返。
1740年（乾隆五年），随着当地支柱产业制糖业的衰退，失业华人增多，影响社会稳定。警察抓获的罪犯大多“乌衫袴之唐人”，殖民当局下令，凡穿黑衣黑裤的人，一律捉拿。在这种情况下，富裕华人遭到仇视，贫穷华人被认作危险分子，人心惶惶。为求自保，许多华人逃往城外，推举黄班为首领，准备自卫，意图自救。而其中出了一个名叫林楚的叛徒，向当局告密，于是殖民者与华侨之间的战斗打响，大屠杀正式上演。屠杀持续了一周，单是10月9日至12日，全城华侨被打死、烧死、吊死或溺死的共有一万多人，财产损失无法估计。荷兰殖民者也将其称为“是巴城也许是全世界人类所遭遇到的最恐怖的一夜”，史称“红溪惨案”，又称“1740年巴城大屠杀”。
（红溪惨案）
中国封建王朝向来漠视海外华侨，“红溪惨案”发生后，清朝统治者并不重视，认为被害华侨都是“自弃化外之人”，“系彼地土生，实与番民无异”，“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此一事件也并未影响中荷邦交，“请将南洋一带诸番仍准照旧通商，以广我皇上德教覃敷，洋溢四海之至意”。这次事件也是清朝官方华侨态度的总体现，清朝统治者颇有不以家奴破坏友邦之情，此言读之令人心寒。
（乾隆）
参考文献：
1、郭成康：《康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兼论地方利益对决策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2、李家鑫：《“红溪惨案”与清朝对于南洋华侨政策研究》，2009年山东大学硕士论文。
编辑：季我努学社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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