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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围猎的“白手套”丨人间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8-02-01 05:03:56    浏览次数:226
导读

《解冻》剧照我很容易就想通了这个问题:在光伏产业里,混迹其中的人用灰色手段捞钱,是普遍的潜规则,我不捞,别人也会捞,我要是想清白,就该退出这个行业。前言:去年七八月份,我表哥家发生了一件大事——他差一

《解冻》剧照

我很容易就想通了这个问题:在光伏产业里,混迹其中的人用灰色手段捞钱,是普遍的潜规则,我不捞,别人也会捞,我要是想清白,就该退出这个行业。


前言:

去年七八月份,我表哥家发生了一件大事——他差一点就得遭受牢狱之灾。

在近二十天的看守所生活后,他最终被无罪释放。出狱那天,我们全家人都去看望他,在饭桌上,他亲口跟我们诉说了整件事情的曲折经过。听完,我只觉得,大概这世上真的存在因果吧!

为了方便叙述,我采用了第一人称。



1


23岁那年,我本科毕业,学电气专业,所以工作的第一家公司就是做电器的,光实习期就挨了半年多。

在电器公司干到2008年,我的领导张龙跳槽去一家做光伏的公司,临走前对我说:“跟我走吧,小刘,别他妈在这儿等死了!”光伏发电跟我的电气专业多少能拉得上关系,发展前景应该不错,老领导主动提携,没道理不跟,我没多想,很快就答应了。

新公司在北京,刚入行业,从开发经理做起。光伏是个新产业,一开始,很多东西还是不太懂,我学得很努力,上面让做什么,从来没慢过半拍。

光伏公司的运作模式是:建好光伏项目,发出电来,卖给国家电网或者直接卖项目。开发经理要负责的就是建设部分,最让人焦虑的是赶工期——赶工期是必须的,对于光伏产业,补贴很重要,国家层面有“金太阳工程”,各级地方又另有补贴。项目工程早建好,早拿补贴回笼资金。为了赶工期,好多项目的质量,都要大打折扣。这个事情,我也只能看在眼里。

当开发经理的两年,我见证了整个光伏产业的野蛮生长和整合,光伏发电站的建设和运营成本都很高,很快行业里就只剩下几家龙头公司,几家民营,几家国企。


 ●  ●  ● 

做开发经理期间,我在湖北和安徽都有项目,几个项目加起来,发电量在20兆瓦以上。

当然,在这个行业里,潜规则渗透在每个角落,我的工作自然不例外。除去工资外,我每年的灰色收入是二三十万。

但我还是不满足,实在穷怕了。

从小,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总是蓬头垢面,全身沾满灰土,他先是在家门口附近修路,没路修了,就去金矿挖金子。当然金子是一点都拿不到的,只有工钱,要是拿了金子,惩罚是很重的,挨一顿打,甚至被送去坐牢,真有人被打断过腿的。

到我读高中时,父亲才离开泉州那个偏远的农村,带着母亲一起去了南安,在石材厂磨石板,吃进肚子的灰尘,跟在金矿时差不多。那时我成绩好,父母都得为我考上大学做准备,他们要是还待在家里,我的学费肯定是没着落的,所以要未雨绸缪——即便如此,我上大学后有几次交学费,还是得先跟亲友借。

父亲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木材厂扛木头,直到不久前,痛倒在工地上,一查竟然是胃癌。好在我已经工作了,所以我的钱断不得,必须越挣越多,而且,还要快。除此以外,我的负担还有女朋友小冉,她是我在厦门读大学时认识的,从大三开始异地恋,她没有嫌弃我家境不好,毕业了还一直跟我在一起。工作几年后,我向小冉求婚,她答应了。

无论家庭父母,还是个人生活,所有的担子全在我身上,我的事业必须再上一个台阶。

很快,又有一个机会摆在我的面前:新公司的领导秦昊见我踏实肯干,挺赏识我,有一天,他单独找我,约在公司外面见,开门见山:“我准备去HN,愿不愿意跟我过去?”

秦昊比张龙级别更高,也更有能力,是更理想的靠山。我同样没有怎么考虑,当即就答应下来。

2010年,秦昊带我跳槽,张龙则留在原来的公司,继续做技术,直到后来那家公司破产。

 

2


做开发经理最重要的,当然是人脉资源。“你认识多少人,才能办成多少事。”秦昊非常简练地向我传授经验。

在这家公司里,秦昊的后台叫王齐鹏。他和秦昊相识多年,秦昊是被“带”的那位。王齐鹏是公司高管,秦昊是王齐鹏手下的“区域总”,我则是秦昊手下的开发经理。

秦昊提携我的主要方式就是,将他手里的人脉资源交给我,然后给我指点要津。建成一个光伏项目需要十余道手续,有的部门简单,说几句好话、送几包烟,就可以办得很顺利;麻烦一点的,就要请客吃饭、喝酒唱K。有几个部门千万不能得罪,需要重点伺候:负责批复的部门,负责验收的部门,批准用地的部门。决定的权力,都在人手上,一不小心得罪人,撞了脾气,几十兆瓦的项目,说黄就黄。

事情做好关系捋顺,就可以放手“挣钱”了。我很容易就想通了这个问题:在光伏产业里,混迹其中的人用灰色手段捞钱,是普遍的潜规则,我不捞,别人也会捞,我要是想清白,就该退出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里,只要说“搞定”一件事情,就是“用钱搞定人”。公司每年都有一大笔公关预算,主要针对人员使用。这笔钱,我是可以做文章的,比如给人塞钱,给出去8万,可以报成10万,多的2万我自己揣走,但“塞钱”这个项目涉及金额大,一般动得少。

更容易的文章做在消费上,吃饭花1000块、回去报成2000算是很节制了。项目施工需要找工程队,工程队给光伏公司报高价格,开发经理也可以从中渔利。光伏设备组件和下游产业供应商,为了让自己的产品中标,就会将开发经理列为“公关”的对象,吃饭唱K、塞钱送礼是业务往来的“标配”——供应商们还可以以次充好,报的是高价,送来的是次品,“节省”下来的钱,再与开发经理分成。如果项目大,这个差价也是相当可观的。

秦昊之所以用我,是因为我通过灰色手段挣到的钱,要给他和王齐鹏例行“上贡”,蝇头小利他们是不要的,只分一些大的“项目”。他们的资源和人脉交到我手上“代管”,再分我些利益,实际上,我就是他们的一只“白手套”。

直到那次诡异的事情发生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这些行为里的危险。


3


2012年,我在厦门岛外按揭买了一套房子,正式开始房奴生活。父亲的整只胃都切除了,母亲要照顾他,只能打临时工,基本没有收入。大妹在安徽读完大学后就结了婚,生活开支大,顾不了家里。二妹读到高一学不下去,休学出去打了两年工,想通了又回学校,继续读。整个家的担子都压在我身上,我不能停。

2014年,王齐鹏跳槽了,去了与HN对标一家大公司JK,我们一大帮在他手下做事的人,全都被他拉过去了。在JK,王齐鹏担任集团副总兼某大区“区域总”,秦昊则是该区域副总,我还在他们手下,升任高级开发经理。

危机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光伏行业里,会将所有省市的光照量做一个区分,分为一二三类,我们所在的这个省就属于一类,光照资源丰富,可开发项目的潜能大,在这里做项目,是个肥差。但因为光伏电站占地面积大,土地审批便是最重要的环节。

我们在全国都有项目,通常来说,打通国土部门的手段,就是走“本地化”路线——也就是跟当地在国土部门有关系的人合作——他们牵线批了土地,我们做项目,他们赚取中介费,看项目大小,按比例抽钱。这些合作伙伴背景都是各地国土部门领导亲属,或者当地有关系的企业老板。

还有一种合作方式是,合作方帮忙将地批下来,然后项目再包给他们的工程队做。秦昊出事的这个项目,采取的就是这个模式。

秦昊是本地人,家族在当地颇有势力,他主导的一个项目,工程就包给了他的小舅子做。这是一个大项目,我听他说,里里外外加起来赚了几个亿。本来将工程承包给亲属,公司是不允许的,可为便于操作,也被默许了。

但他这次挣得太多,有人眼红了。公司生态里,王齐鹏所属的高管层面一直都是互相倾轧,如果秦昊出事,王齐鹏势必要担责,所以一时间公司的矛头都对准了秦昊。斗争的结果是,秦昊凭借他在本地的树大根深,疏通关系、毁了证据,并没被拿到什么把柄,他在2016年离开JK,继续单干。王齐鹏则因为秦昊的出走元气大伤,最终也离开JK,去了另一家公司,帮其打开光伏市场。


 ●  ●  ● 

我以为此事会以秦昊和王齐鹏的离开画上句号,没想到“神仙打架凡人遭殃”的故事并没有停。

2016年年初,我将自己的妹夫介绍进入JK,彼时,因为秦昊、王齐鹏的离职,我也正在寻找下家。我的想法是,不再跟着他们做了,混迹行业多年,我也算有所积累,自己单干,甩掉“白手套”的身份,赚到的钱将更多。

那时候,我手上还有最后一个项目,在C市。本想等项目完工,拿了奖金再走,但时不我待,一个很好的机会到了我面前:我通过应聘,得了北京一家著名的清洁能源公司的高级职位——这家国企在福建的“区域总”,负责福建和浙江两个省的分布式光伏项目。这一年,我的女儿三岁,儿子刚刚出生,我必须当机立断——离开JK等于自己平安着陆,以后的事业也可以稳定发展。我离开后,当时JK在C市的这个项目,就留给妹夫处理。

不久之后,我又把妹夫弄进新公司。

一切都过渡得很顺利,但没想到,最大的麻烦终于降临到我头上。


4


今年3月,我忽然接到C市的公安局电话,说有人举报我在光伏项目中拿钱,希望我去一趟配合调查。

我确认C市的这个项目,自己根本没有动过钱,可警方传唤了,到底如何处置呢?

我知道这个项目在最后还是出了个问题,是在土地上。根据规定,征用“园林用地”需给当地村民赔偿,JK公司拿了56万,这我是知道的,但最终,这笔钱只有14万到了村民手里,其余42万,村长拿了10万,JK在当地的合作方施总,拿走剩余32万。

按照惯例,这笔钱,我也是会参与分配的,只是,我那时跟施总还没有谈拢就急着离开了JK,而且,这个项目还存在其他问题,我知道自己背后已经没有靠山了,没人替我周旋,所以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笔钱。

村民得知内幕后,把事闹得很大,当地和JK都派了人调查。最终,村长吐出了那10万,施总也进了派出所。施总在派出所里一口咬定,他只拿了其中6万,剩余的钱在我这里。

没做过的事,我自然不会承认,当时正忙手头项目,咨询过律师,说不用管,便没把事情放心上。

这之后,警方的电话隔三差五地就打过来,要求我一定去当地协助调查。我通过一些河南当地的关系了解了一下,说,除了施总的口供,没有任何指控我收钱的证据。我再次咨询几位律师,确认不用理会。

警方的电话仍响个不停,还好言相劝说,只是过去做个简单的笔录。到了7月,我的项目已经结束,这件事一直吊着也不是回事,就决定去一趟。心想着,反正我没拿钱,不怕。


 ●  ●  ● 

等到了C市,我才发现自己还是天真了。

我们一行有三人,我、妹夫以及钱总。钱总是我多年的朋友,一家私企老总,我带他进的光伏产业,现在做分布式发电项目。

钱总联系了C市当地的孙总,孙总的父亲在市纪委工作,是实力派。孙总我不熟,但因为信任钱总,也只好相信孙总。

我们于7月13日到达,孙总接待我们,很热情,还是吃饭喝酒唱K,还介绍了处理这个案子的派出所所长给我认识。饭局上,孙总拍胸脯说,第二天录口供,就是走个过场,让我不用担心。

第二天,我们去了派出所,我和妹夫分开录口供,钱总在外等候。可后来,我跟妹夫都没有再出来——我们的传唤,变成了拘留,因涉嫌犯罪,我直接进了看守所。

其中的原因我是后来才知道的,问题出在我的口供上。当时,我被问到,“是否知道那笔钱被私分的事情?”我回答:“知道,但我没拿。”就是这句话,成为怀疑我“涉嫌职务侵占”的证据:知晓私分,但没拿钱,太反常了,送到嘴边的肉都不吃,说出来,很难让人相信。可录口供时,我根本没多想,只想着照事实说。

当天,见我久久没出来,钱总急了,便找来孙总。孙总走关系进派出所打听消息,出来告诉钱总,说我口供有问题,可能情况不妙。在我关押期间,孙总又帮我找了当地的李律师,据说很有名气。李律师进看守所来见过我一次,向我解释了关押理由,让我不要担心,他来想办法。

三天后,李律师再次会见我,带来一份《谅解协议》,让我签字。他说他跟JK公司的人谈过了,只要我签这份谅解协议,JK可以不追究我责任,只需要退还26万。

我当时就想不通:就算JK不追究我责任,但签了字,交了钱,就等于侵占事实存在,JK不追究我法律责任,却可以凭借这个事实追究我的职务侵占罪。当时,警方也表示,这个协议不影响以后上法庭,需要签了协议才能保释。钱总和孙总都主张我签,钱总进去过,担心我在里面受罪。

我觉得风险大,并没签协议。


5


这时候,我从福建搬的救兵来了。朋友熊姐的父亲是省司法系统的公务员,她自己也有一些律师朋友,她帮我咨询了一圈之后说,这个协议绝对不能签。

熊姐当场跟钱总他们拍了桌子,说签了就是认罪,以后要背案底。钱总认为,他可以保我,人先出来最重要,两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熊姐随即把我的事儿担了起来。

很快,熊姐辗转联系上一名北京的顶尖律师,然后飞去北京面见,带话回来,让我在北京的严律师来之前,不要再随便说话。


 ●  ●  ● 

我在看守所里前后总共待了一个月余,因为之前已经塞过钱,在里面倒是没吃什么苦头,只是孝敬里面的犯人头得花些心思:里面有四个需要孝敬的“老大”,每次我买泡面、香烟、火腿肠,都是五份。

其间,那个李律师进来过几次,依然还是希望我先签下那份协议,“出来再说”。我始终没有听从,在等待严律师来之前,警方审讯过我好几次,我发现他们的问题开始转向,总是问我,“以前的领导秦昊是否知道此事?”以及“是否受更高级领导的指使?”

我相当谨慎,大概也猜到了JK方面的意思:秦昊、王齐鹏跟JK闹得不欢而散,他俩都没留下什么把柄,于是想从我这里寻找突破口,围猎我这个“白手套”。我之前听内部人说过,JK高层一个领导对王齐鹏“恨之入骨”。传唤我来C市,如此深文周纳,很可能就是个设好的局。

7月底,当地警方向请示是否将我批捕。严律师也赶到了,他见到我,让我不用担心,他去找相应的关系。

焦急等待了几天后,市那边有消息出来:意见不统一,有的说逮捕,有的说不逮捕。后来知道,原来JK也找了的关系,坚持要把我定罪;而严律师找的关系,刚好是另一个派系,两派就此争论了一个下午。

最终结果出来了,市给出的意见是:证据不足,不构成职务侵占,不予批捕。正当我想松一口气时,坏消息又传来:当地县的还是坚持要批捕我。这个案子,县是主办单位,市只是给出意见,若县坚持自己的判断,法律上也没问题,我还要被批捕——JK和严律师的关系在市打了平手,可下沉到县一级,JK还事要继续“拦”我。

这时,父亲在市纪委的孙总又发挥作用了,他告诉钱总,说已经托关系打听到了县的意思:交26万,就可以放人,不予以批捕。钱总一听只要交钱就肯放人,赶紧先凑了十几万先给他们,钱是直接打到对方的指定账户上的。这笔钱,我们最终了解,是为给了JK补账。

最终,县也做出了不予以批捕的决定。第二天下午四点,我被无罪释放,妹夫也相继出来了。

当天晚上,本来钱总摆了桌酒,要给我洗洗晦气。可酒席上,竟然出现几个黑社会模样的人,说“就算人要走,也得留下钱”。好在钱总也提前做好准备:他在当地的熟人之前告诉他,像我这种“交钱出来”的,最后还会有这么一个“程序”,应对的办法是,提前打点好警方,等“黑社会”的人来时,报警就有效果。在摆酒之前,钱总又替我塞了5万给公安局的一个领导。

果然,我们打电话报警,不一会儿,来了个民警,把“黑社会”都驱散了。


 ●  ●  ● 

回到福建,我统计了这次“驰阳之行”的花费:请北京严律师35万、驰阳市李律师10万、交给JK26万、在看守所里花费5万,钱总打点关系10万,其他七七八八的支出,总共花费超过了100万。

一趟下来,我已债务缠身。

但又一想,这一切大概都是因果报应吧,这些年,跟着秦昊和王齐鹏,我挣了不少不正当的钱,遭此一劫,存下的钱基本都吐出去了。 

(文中所有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朱玉

 
(文/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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