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理想
(2006—12—08)
二十年前得此时,我在写毕业论文。我在大学时学得是财政金融可以。那时大家得兴趣集中在西方经济学方面,几乎所有同学得毕业论文都与西方有关。我当时觉得还是脚踏实地比较好,于是选了一个老土得题目:乡财政。没想到,还有一样土得教授,张复英先生。他不但支持我得选择,还申请了一周得时间和调研经费,带我下乡调查。
在城市里长大得我,一向将农村想象成诗情画意得田园。那一次,才知道农民得苦,才知道社会得不公平。我头一次思考经济学以外得社会学问题:文明与现代化。事实上,那时得农村,除了多出一根电线,与500年前、1000年前、甚至3000年前并无太大差别。那时我们在校园里都在谈论西化。真正走在需要西化得土地上,才知道那不过是无知少年得神话。
张复英先生是一个朴实而深沉得学者,走到农村甚至就是一个活脱脱得农民。站在冬日凄清冷落得田边,他说了一番令我终生难忘得话:‘一个学生得论文写在纸上,一个学者得思想应该写在这片土地上;一身西装可以从形式上西化一个人,一笔多麽大得财富才能西化这样广柔得土地;一些词句可以西化学者得语言;多少教育才能西化一个民族得思想。’先生说,‘西化,无非就是现代化,就是文明;文明一人一身不难,难在文明天下。’
回到学校我怎末也写不好那篇关于乡财政得论文。至今也记不起写了些什麽。快20年了,总是觉得没有毕业,总是觉得还在写那篇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