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发布消息称，2月24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2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第十九届第三次全体会议。
同历届三中全会多开在下半年相比，这次时间有所提前。今天，国历君来讲讲历史上的历届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是指某届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每隔五年，会召开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的，该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叫“第XX届第一次全体会议”，简称“一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叫“二中全会”……以此类推，第三次全体会议即三中全会。但是，在1921、1922、1923、1925、1927年召开的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并没有举行全会。
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惨遭清洗的不得不远赴莫斯科召开六大。六大选出的委员们回国后，比以往更加注重政党建设，从1928年9月至年底，多次召开常委会，并于1929年6月召开六届二中全会。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上海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一座花园深处的洋房中，六届三中全会秘密召开，会议记录上的开会地点谨慎地写着：“避暑的庐山”。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三中全会。
六届三中全会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批判李立三。曾赴法勤工俭学、以工人运动起家的李立三，最早提议发起南昌起义。1930年6月，他当上后，成了实际上的领导人。他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还要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这种“左”倾冒险主义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本来刚刚喘了口气，已置之死地而后生，但“立三路线”又造成十多个省委遭破坏，武汉南京几乎全部瓦解，红二军团由一万多人减到三千多人。
六届三中全会由瞿秋白主持，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李立三作了检讨发言。全会上，被重新选为候补委员，1927年，曾因放弃进攻长沙、转向井冈山的“军事投机主义”而被开除候补委员资格。就在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的这一年，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他的革命路线并没有得到的普遍认可。改选后的有7名委员，7名候补委员，工人出身的向忠发继续担任。此人后来被捕叛变，使又遭受了打击。
会后，李立三黯然离去，王明冉冉升起。漫漫长夜，摆在面前的，仍是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
1945年，终于在延安召开七大。七大召开后仅两个多月，日本投降了，和谁也没料到会这么早迎来胜利。更没料到的是，自那时起仅四年，强大得不可一世的军队竟被彻底打败了。而七届三中全会足足推迟了5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得以召开。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此为新中国成立后举行的第一次全会。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但仍有人对时局做出了不恰当的评论：革命胜利了，民主党派“任务已尽”，“可有可无”。“银元之战”“米棉之战”以强硬行政手段打击投机商后，民族工商业普遍萧条。
6月6日，为了进一步说明政策方针，作了著名的《不要四面出击》的发言，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用农民的粮食来供给城市工人，如何回报农民？“我们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我们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
对知识分子，提出“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特别强调，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不要过于性急，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
总结道：“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八届三中全会：重提阶级矛盾
1956年9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八大明确提出，全党的工作重心适时地转移到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一方面来，指出国内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仅仅一年后，八届三中全会就推翻了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重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八大与三中全会期间发生的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反右运动，使社会空气发生了大起大落的转变。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代表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对5月份以来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作了总结，对今后的任务作了部署。
八届三中全会后，八大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剧烈偏航，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回归，中国社会在阶级斗争的漩涡中打转近20年。
十届三中全会：两年徘徊中的权力交锋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召开。此前的九届三中全会则因林彪事件搁浅。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给“四人帮”定性——“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彻头彻尾的极右派”。另一项重要议题就是确立的领袖地位，以及决定中国前途的另一件大事：的复出。
成功粉碎“四人帮”使叶剑英在党内外赢得了高度评价。此时，他向提出为平反、让复出的建议，得到了李先念的赞成和支持。在叶剑英的眼里，“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周总理多次赞扬过他。现在，党内、军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
1977年7月17日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正式恢复的职务：委员、委员和常委、副、军委副、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在十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复出后的第一次正式讲话。再一次强调：“要对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思想，损害思想。”“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的讲话实质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为后来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理论基础。
1979年1月1日，的头像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他被这家媒体评为1978年年度人物。在序言里，杂志撰稿人写道，“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向世界打开了‘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时代》周刊说，“西方人可能会觉得非常费解。”如今，当我们重新检索1978年发生的点点滴滴时，180度大转弯的脉络却清晰可见。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了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亲历者，于光远认为，虽然三中全会是三中全会，工作会议是工作会议，但是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得不把工作会议包括进去。
1978年11月10日，北京京西宾馆，宣布工作会议开幕，这一原本计划开20天的会议整整开了36天。
12月13日下午，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称赞这次工作会议是1957年以来党内最好、最开放的一次讨论会。接着，发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谈了四个重要观点：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可以说，的这一重要讲话不仅对工作会议做出了总结，也对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明了方向。它对于工作会议来说，是总结报告；对于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说，则是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开幕。这场为期5天的会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委员、委员、常委和副，原则通过两个农业文件和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通过了《第十一届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陈云重新当选为副，全会形成了以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公报》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此前所召开的工作会议，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三中全会作了如下的评述：
“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由此打开。
1982年，中国出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概念。后来有人曾解释说：“所谓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当“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新概念被提出后，得到了各方的认可。经济还是“有计划的”，但是又具有新活力。按照陈云的话，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3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应运而生，这个新机构成了推进经济改革的发动机。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该决定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这些重大问题上，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澄清了许多人中间存在的模糊认识。这一历史性突破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
1984年10月的一天，上海五夷路174号门口排起了长队，中国第一只股票——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小飞乐）股票在此发行。改革开放的中国，从此揭开了资本市场的神秘面纱。
十三届三中全会：为深化改革扫清道路
1988年2月，由于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十分严重，消费物价指数CPI达到了13%－14%，物价问题成了社会上最受关注的问题。
1988年9月26日至30日，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和《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工作的通知》两个重要文件。全会确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以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工作重点就是各地要压基建规模、贷款规模，核心就是压物价。
正如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中国的改革也在物价问题上遭遇了挫折，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后，又使用行政手段整顿经济。在经济形势一落千丈的背景下，中国的改革进入低谷。
直到1992年1月，88岁的走出北京，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在这过程中，一路发表重要谈话，提出“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力争国民经济更好地上一个新台阶”的要求。的南方讲话掀起了又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
1993年11月，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中国的改革之路终于又走上了正确之路。
十五届三中全会：建设新农村
1998年10月12日至14日，十五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集中研究农业和农村问题，审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按照十五大确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总体部署，从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提出了从现在起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确定了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坚持的方针。
十六届三中全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03年10月11日至14日， 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和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思想，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
2008年10月9日至12日，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会议最大的突破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提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主持会议。主要议程是向报告工作，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共16个部分、60条、300多项改革举措，对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进行了全方位的部署，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一系列重大创新。这个决定成为了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从1978年开始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入到新阶段。
每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都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历史性的转折。历届三中全会见证了人在曲折中艰难前行，在困境中寻觅道路的历史脚步，也让我们看到了“转折”与“改变”的力量。明天（2月26日），十九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会期最早的一次三中全会，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