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特朗普总统和美国对多国发起贸易战，这只是开始，不是结束。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对华也有类似行为，那是个案，是战术行为。这一次是系统性的战略行为。
对中国的“遏制”，从90年代末开始，美国就试图进行。可惜因为2001年911事件引发的全球反恐而“流产”。中国加入WTO，美国也没有想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进而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全球化是会逆转的，这要看对谁有利。二十年前的预言，在十年前成真。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紧迫性空前强化。特朗普总统不过是顺势而为。即便是希拉里上台，这个战略也不会改变，甚至变本加厉。对此，我们要有清醒地认识。
有以下原因让我们担心新冷战时代来临：
首先，全球进入新时代。强权人物接连登台，美国、俄罗斯、德国、英国、日本等等，有些连续执政，有些风格鹰派。强权人物的特点是雄才大略，不会按常理出牌。你不能按照你对家的一般化的模型去理解。贸易战引发全面的国际斗争，在一战和二战时已显露无疑。
其次，长期宽松造成全球分化。金融危机后的宽松货币政策正在转向结构性改革。但一些国家内部改革很难看到希望，其国内社会撕裂十分严重。做不大蛋糕，就必然到外面抢蛋糕。
再次，从贸易战到意识形态战。上一次冷战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演变为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这一次，从十分决绝的贸易战，是否会演变为意识形态战，尚未可知。如果是，那将不可收拾。
本人绝不愿意秉持冷战思维，但就目前全球局势对企业和资产价格之影响，做如下判断和建议：
其一，在、经济、贸易、货币全面趋紧的背景下，国家层面要有充分准备，地区层面要有充分预警，企业层面要有充分预案。从我们微观调研情况看，一些地区和企业对贸易战有心理和行动准备，但对更恶劣的情景缺乏研究和预案。对中美关系问题、朝鲜问题、台湾问题、民族问题，要有全新的考量。
其二，刚刚开始的贸易战和已经启动的全球流动性收缩，对国际市场资产价格，对中国国内资产价格，势必会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上市公司和投资机构以及普通投资者对此缺乏必要的防范和准备。要知道，十年的资产牛市，其基本动因是宽松政策，现在这一条件发生了逆转，资产价格的变动只是时点问题，不是变不变的问题。
其三，中国进入新时代以后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战略机遇期发生很大变化。外部环境总体恶化，和平与发展还是不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本身就需要探讨。中国过了这个坎儿（可能需要较长时间），会经历一次蜕变，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光荣与梦想，可能会实现。从眼前看，无论哪一种类型的企业或是投资机构，对外部环境的分析不应只在国内环境，而应该放眼全球，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战略。
目前的情势，只是初露端倪，很难量化分析。局势的演变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有一句话我曾多次引用，也很有说服力：
不可能的事情经常发生，你最好有所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