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崛起和欧洲的崛起，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伴随着集权的过程。欧洲在17、18世纪都经历了一个“开明专制”时期，就是世俗王权不断加强权力，增强对全国的控制力；日本明治维新同样建立了“开明专制”，明治建立了集权，废藩置县，其集权程度、对全国的控制能力，远超之前藩主林立的幕府时代。
幕府时代日本是封建而不集权，藩主对自己的辖地拥有强有力的控制，且藩主并非将军任命。
近代以前的欧洲，也同样是国王与各大封建贵族并立，国王只是最大的封建主和贵族而已。
相反，中国早在秦始皇时代就成了行政管理上“近代化”的国家，因为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方官员全部由任命，且不能世袭。
正是由于中国在行政管理上领先欧洲日本几千年，所以中国在通讯手段极为落后的古代，就能够拥有广袤的幅员。若不是管理能力的先进，根本不可能维持这么庞大的一个帝国，且大多数时候都能保持统一。
但是，到了近代，中国的集权程度却开始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出现了诸多新兴的经济力量（近代化企业、自治团体等）、各种新的挑战（外国的经济渗透、文化渗透等），而古老的统治经验根本无力应对，特别是在应对挑战无力之后，权威逐渐下降，最后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趋于崩溃。
相反，欧洲各国和日本在近代之前都是“封建”而不“集权”，在工业革命到来时，都开始加强集权，集权的过程本质上适应了工业革命的需要。因为新兴经济力量要求更加一体化的国内市场，自然要求强有力的权威和消除地方行政壁垒。因此，欧洲和日本的集权与生产力的发展同步进行。再加上，日本本身是单一民族国家，北海道长期被作为殖民地，并且在明治维新后，岛上的阿依努人被快速同化，最终形成强有力的近代民族国家。
清朝灭亡之后，中国仁人志士都认识到中国与日本、欧洲的差别，最根本的是中国一盘散沙，软弱无力，说白了就是权威不够强。因此，从北洋到南京国民，均追求建立真正统一的国家、强大的，但是都没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