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可能觉得“惧民如虎”是个非常不好的词儿，其实是非常好的词儿。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是李世民从贵族子弟角度总结出来的“皇与民关系观”。在这种观点里，老百姓的愤怒的可怕如果你的“联想能力”不强，也很难展现出来。再者“覆舟”的情况有很多。
“惧民如虎”则不同，百姓愤怒的危害人人可“联想”出来。即使你没见过老虎，也能知道老虎的可怕，以及“报复地残忍”。
（1）朱元璋善于用“法律”治理官与民，为什么要亲自写“大诰四篇”
朱元璋的统治有一点非常重要，即特别专注以法律管理官民、行政与社会。自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制定《大明令》后，还多次修订《大明律》（1367-1387年），又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颁行《大诰》三篇、洪武二十年颁行《大诰武臣》，这两部是由朱元璋亲自编写的。
在这些法律中，《大诰》的特点最为明显，它是根据“案例法”的形式，以简明扼要地方告诉官民应该怎样遵守法律。
《大诰》颁布之后，朱元璋、朱棣父子，对其进行了大范围地讲读、推广。然而，最终，这种讲读、推广什么样呢？消失于漫长的时间、广阔的空间当中。
然而，因为朱元璋的开创者地位，《大诰》三篇在明朝仍然被列入科举考试的必考文章，然而，当这些文章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做官工具的时候，又有多少人真正地理解并执行它呢？
后来，朱元璋又将各种法律选入《大明律诰》当中。
（2）功臣土地兼并、贪腐、豪强地主扰民是朱元璋时期最威胁统治的三件大事，因此，朱元璋采取屠戮功臣、扒皮填草、严刑峻法三种应对
《大诰》是皇帝亲自写的又在全国范围内宣讲的重要法规，必然受到国人重视，从中我们会发现，规范对象包括了所有阶层，当然，除了皇权外。
例如以“民拿害民该吏”为例，就充分说明：朱元璋采取的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想法，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权力影响，认为在皇帝面前没有官员敢于反抗。但是，他忽略了“反抗”并不仅仅有公开的、有武力的、有大张旗鼓的，还有隐蔽的、悄无声息的温柔对抗。
在一个人与整个阶层对抗前提下，他永远是弱小的。他是一个人，他必须要依靠其他人才能完成工作；因为，他是一个人他的智力、思考面必然会有缺陷之地。前者会造成他的亲信也会成为他的敌人；后者就会造成他的工作失误，从而把许多他的亲信推向他的敌人。为此，朱元璋利用对军队的“无限控制”，利用“天”赋予的权力，开始了极为“强悍”地做法——屠戮功臣、大杀文武、强制迁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