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训练总监部”到”训练管理部”
5月22日上午，陆军400将校齐聚新疆军区库尔勒干什么?集训!提起“集训”，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起我军于1955年4月，批准，以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军事学校管理部、军事出版局为基础，所设立的“训练总监部”。这一机构因何设立？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又为何撤销？穿过历史时空寻找答案，能够给我们怎样的启迪？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建设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强大的国防军成为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加强部队军事训练和建立军队院校教育体系乃重中之重。当时，朱德则强调： “不搞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就是有现代化的装备也不行。今后不能练兵的指挥员，也不能指挥打仗。军队平时就是以训练为主。”为统一领导全军军事训练和院校教育工作，1950年6月，人民革命军事军事训练部建立，由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一参谋长萧克任部长； 1950年三四月间，萧克在汉口接到前往军训部的调令。在这之前的1949年底，黄克诚就向萧克打过“预防针”：朱老总希望你去军训部。4月初，萧克向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报到时，才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光杆儿司令。对于为何成立军训部，主持军委工作的副在不久后的一次会议上说：“各个国家都有很健全的军事训练部门，德国有训练总监部，日本叫陆军三部。就连也有个训练总监部。我们建国了，随着作战任务的逐步减少，今后部队将以训练为主，因此，也要成立一个统管全军军事训练的部门。” 6月，军委下达了任命萧克为军训部部长的命令。办公地点落实以及班子搭建起来后，军训部宣告成立。
1951年初，提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口号。明确提出以“五统四性”（即“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以及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来“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队”。这些就是军训部编写条令以及组织部队和院校训练的指导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向苏军学习。当时，军训部的首席顾问是苏军的格拉兹诺夫中将。军事条令就是以苏军条令为蓝本，并由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刘伯承逐条审定的。
2月1日，内务条令、队列条令和纪律条令（草案）开始在全军试行。由此，部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在批准后，军训部对全军院校进行了调整。南京军事学院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就是在当时的背景下组建而成的。
1953年底至1954年初召开的全军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是人民解放军建设由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的里程碑，会议明确指出： “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干部。”此后，为进一步加强军事训练工作，决定成立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
1954年11月8日，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训练总监部，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1955年4月，以总参军训和军校管理部、军事出版局为基础，正式组建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与此同时，新成立总军械部、总财务部和武装力量监察部。这样，加上人民解放军原有的总参谋部、总、总干部部、总后勤部，形成了与苏军一致的八总部体制。训练总监部下设陆军战斗训练部、计划和监察部、外军训练部、科学条令部、军事出版部、学校管理部6个二级部，此外还设有体育训练局、战斗训练物质保障局等部门。
在当时解放军八总部这一领导体制中，训练总监部的位置突出。在编制序列上，训练总监部在八总部中位列第二，仅次于总参谋部。在干部配备上，任命刘伯承为训练总监部部长（因其当时在南京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委任上难以分神，加之身体状况又不佳，由叶剑英代理），萧克、李达、周士第、彭绍辉、郭天民、张宗逊为副部长，分别兼任6个二级部部长。萧克时任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陆军战斗训练部部长。李达时任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计划和监察部部长。张宗逊时任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和学校部部长。彭绍辉时任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事科学和条令部部长。 周士第时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长。郭天民时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事出版部长
此外，当时的苏军顾问大多集中在训练总监部。此后不久的新中国首次授衔，刘伯承、叶剑英均被授予元帅军衔，萧克等6位副部长均获上将军衔。训练总监部一开始就形成了1名元帅(刘伯承)挂帅、1名元帅(叶剑英)代理、6名上将(萧克、李达、张宗逊、彭绍辉、周士第、郭天民)辅佐的格局。这样的阵容格局和力量配置，在八总部中是十分突出的,是其他总部无法比拟的。总参的粟裕、黄克诚，总政的谭政都是大将，下属各部的主官多为中将；总干部部的罗荣桓虽然是元帅，但其下属基本都是后来总政干部部的人员；总后的部长洪学智当时是上将。训练总监部的阵容说明和军委对军事训练工作的重视程度之大。
训练总监部的成立，对全军的训练工作是个很大的推动。主持训练总监部工作的叶剑英极力主张在全军开展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他从总体上概括了现代战争的三个明显特性： （一）战争出现的突然性（“不宣而战，迅雷不及掩耳”）； （二）战况发展的迅速性（“地中鸣鼓角， 天上下将军”， “瞻之在前，忽然在后”）； （三）组织协同的复杂性（“诸军种、兵种在时间、空间上的组织协同，复杂的作战指挥”）。在此基础上，叶剑英进而指出：为适应现代战争的特点，必须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加强战备，进行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迅速提高部队战斗力。为大力推动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叶剑英强调要把演习作为重要方式。在他的推动下，训练总监部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就在北京昌平区阳坊地区连续组织了9次防化演习，全军有3000多名团以上干部来参观学习。
1955年11月4—1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东半岛举行抗登陆战役现地演习。国防副叶剑英担任总导演，总参谋长粟裕、副总参谋长陈赓、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总副主任甘泗淇、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萧克担任副总导演。由集团军、军两级首长带部分实兵（第三兵团及陆军4个军、1个机械化师和海军、空军）6.8万人参加。全军中高级干部809人随演习部队一起作业和参观见习。、领导人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等和苏联、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的军事代表团观看了演习。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组织的在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抗登陆防御演习，目的在于摸索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经验，用比较标准的动作、形象教育的方法来训练军队指挥员和部队。演习中，认真探讨了战役组织指挥上的许多问题，如关于对敌人主要突击方向的判断、战役的布势、抗登陆战役过程中反突击时机和反突击地区、战役计划的拟制、协同动作和军队指挥等。通过演习，训练了18个兵团以上的领率机关和32个实兵团（包括陆军、空军及海军），指挥员们普遍反映，两个多月的学习，胜读十年兵书。演习结束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彭德怀作了总结讲话。通过辽东半岛的大演习，丰富了我军在现代化条件下抗登陆作战的知识，提高了我军高级干部组织与指挥抗登陆战役的能力，检查了部队的战备工作，熟悉了演习地区的地理情况，取得了组织较大规模战役演习的经验。
继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强调部队军事训练工作是全军的工作中心，于1956年3月明确以积极防御作为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1957年又提出新的训练方针，即“在人民解放军原有基础和优良传统基础上逐步提高现代军事技术，学会在新式武器条件下及夜间和复杂气候条件下诸军兵种合同作战，以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训练总监部作为全军军事训练的主管部门，积极贯彻军委确定的训练方针，大力推进正规统一的军事训练，着力提高军事训练质量。当时：我军参照苏军的做法，统一规定了8种训练制度，即：请示报告制度、检查制度、训练会议制度、教学法集训制度、学习制度、司令部训练制度、指挥员训练制度、校阅制度。规定年度训练由长下达训令，训练总监部下达训练大纲和指示，各军区、军兵种下发训练计划。训练任务下达后，军区和军兵种如要调整训练课题，需上报训练总监部批准。
在训练总监部的努力下，全军实施了有计划的正规训练，到1957年底，基本上统一了陆、海、空三军的训练计划，加强了各级司令部机关的建设，提高了首长和司令部的组织指挥能力，提高了军兵种合成军队战术技术水平。在训练总监部的推动下，掀起了全军性的训练热潮，部队训练取得重大成绩。据训练总监部统计，步枪实弹射击完成率逐年提高，1953年为47%，1954年为63%，1955年为67%。到1957年，步兵步骑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4种武器的实弹射击成绩，全军总评优秀；炮兵炮手能熟练操作火炮，熟悉火炮性能、构造和保养方法，射击精度和速度总评良好；装甲兵掌握了战斗和夜间驾驶技术，实弹射击成绩总评优秀；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能熟练使用本兵种的各种技术装备和器材，能在一般战斗情况下完成保障任务；海车各兵种能较熟练地掌握一般条件下战斗的技能，潜艇、快艇等部队的鱼雷攻击命中率近100%；空军大部分飞行部队能在昼间复杂气象条件和夜间简单气象条件下，少数飞行部队能在夜间复杂气象条件下，完成各种战斗任务。同时，加强了全军正规院校的建设，建立了基本适合人民解放军情况的各项制度，培养了26万名干部和近3万名教员，为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打下了基础。
1956年，在训练总监部的推动下，全军加强了在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军队行动特点的训练，从而初步取得了现代条件下合同战术训练的经验。1957年7月，沈阳军区空军与苏联远东军区空军举行了防空联合演习。8月，中国、苏联、朝鲜三国军队举行方面军首长司令部现地演习，训练在海军舰队和空降兵协同下，歼灭敌人濒海集团的方面军进攻战役的准备与实施等科目。此外，还通过战役集训等方式，提高指挥员组织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例如，1954年春夏之交，在北京组织在职高级干部第一次战役法短期集训班，参加集训的有总部、大军区、军兵种、军事院校领导干部共200余人；1957年11月至12月，在上海举办高级干部战役集训班，学习方面军抗登陆战役的组织实施科目。通过上述演习和集训，丰富了我军在现代条件下作战的知识，取得了诸军兵种合同战术训练的经验，从而把我军的训练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在训练总监部大力推进全军军事训练的过程中，一场突如其来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引起了轩然大波，并直接导致训练总监部被撤销。
苏共二十大后，开始反思向苏联学习过程中有无教条主义倾向，并于1956年6月向全国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要求通过学习提高思想水平，克服主观主义，特别是克服在学习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训练总监部在学习贯彻通知时，回顾了学习苏军经验的情况，检查了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讨论中，出现了两种不同认识：大多数同志认为，军事训练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切实际、机械搬用和形式主义的东西，比如，对苏军条令、制度中某些不适合我军实际的内容，没有相应地予以变通，而是生搬硬套。原因在于，我们当时一穷二白，又因抗美援朝急需；再者，毕竟我军大部分的武器装备都是从苏联引进的，有关的技术教材和战术教材，只能先用人家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出现了一些副作用。但总的看，军事训练工作的成绩仍然是主要的，存在的缺点错误是可以克服和纠正的；也有少数同志认为，教条主义在军队训练中已成为一种主要倾向，从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到训练方法，都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已是方针、路线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争论是很正常的，也说明部队的训练是有活力的。与此同时，南京军事学院一部分学员反映学院“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教条主义倾向。为此，训总主管院校工作的副部长张宗逊专门带了工作组去南京军事学院调查。萧克将军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张宗逊，编者注）本来在学习苏联高潮时期，曾提出了一些过火的口号，引起了不少同志的反感。这时或许是出于想摆脱些责任、挽回些影响的考虑，又不切实际地夸大教条主义在军队和院校中的严重性。他把训练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都同教条主义联系起来。由于是带着框框去军事学院调查的，张宗逊对少数同志的意见未经核实和分析，就形成了军事学院存在严重教条主义的错误结论。同去的总副主任甘泗淇还在学院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这时期还传出一种论调，说‘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
张宗逊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写道：“（1956年）11月，我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南京，在军事学院和高级步校开了若干次座谈会。那时，刘帅依然在外地养病，因此没有机会向他请示和听取他的意见。通过这次调查研究，我写了一份比较系统的报告，主要肯定了几年来学习苏军的成绩，同时指出学习中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把一些不适用于我军的东西也学来了，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建议。这篇报告后来以文章摘要形式登在《解放军报》上。”实事求是地说，张宗逊开始也是很注意学习苏联经验的，他曾“提出在开始学习的时候，要坚持不走样地学，要把苏联顾问教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学到手，即使当时用不上也不要紧；要坚持先学后用、高学低用、死学活用等等”。后来，可能是出于矫枉过正的心理，他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
工作组的报告引起了军委的重视。1957年2月，长彭德怀和代总长陈赓、总政主任谭政等去南京军区，检查国防工事构筑情况，并到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彭德怀和学院各方面人员进行了交谈，还专门对学员讲了一次话。在后来形成的报告中，有如下评价：南京军事学院“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1957年3月，叶剑英主持训练总监部党委扩大会议，围绕训练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开展学术讨论。会议断断续续开了一个月，大家充分地发表了意见，虽有争论，有时还很激烈，但总体气氛还是友好的。会议尽管没有取得统一认识，但仍然可以称之为一次学术性较强的会议。
同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也组织讨论了这个报告，他认为报告的结论是适当的。而参加讨论的萧克不同意“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工作中主要倾向”的观点，特别是把军事学院冠之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难以让人满意。并认为“说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逻辑上就是全称否定，这样就近乎全盘否定，至少容易产生全盘否定的感觉”。黄克诚说，那就把这句话改成“有些不适应”。即使这样，训练总监部是否存在教条主义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但为了顾全大局，叶剑英还是作了诚恳的检查，进行了自我批评。到1957年年底的时候，叶剑英抽身去忙军事科学院的筹建工作，由萧克接替他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同时，张宗逊不再兼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回总参谋部任专职副总长。 此时，反“教条主义”的声浪步步升级。
1958年2月，发出指示，要反对生产建设中的浪费现象和保守思想。已离开训练总监部的张宗逊被贴了大字报，作为保守思想、经验主义的典型受到批判。几乎与之同时，彭德怀将一篇文章送给萧克征求意见。文章是彭德怀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3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初稿。文中说：“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是错误的，因为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萧克对彭德怀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的说法不大赞同。于是，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因为正规化是对游击性说的。当着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胜利的时候，我们处于农村，在生产力低和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各个地区产生起来的军队，除了党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的战略战术思想外，其他如编制、装备、供应、作风、制度等等，都不统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全国范围胜利后，我军有全国经济基础的支援，又有苏联等国家对我们的援助，前述情况就基本结束，因而提出正规化的口号，这是合乎历史发展情况的。与正规化口号同时提出的现代化口号，理由也是如此。”并称“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是、军委及许多负责同志提出的。他们提出这个口号，不仅是从要具有和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和学术来提的，而且同时是包括和联系内容说的。……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的本身”。
那个时候，党内军内的气氛还比较正常，彭德怀的报告正期望征求意见。因此，萧克提出不同意见并没有什么顾虑。但是不久，事情起了变化。萧克的意见成了“教条主义”的纲领，后来又成了所谓萧克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更有人指斥说“挑刺挑到了”。
3月，训总召开了机关四级干部会议，准备肃清张宗逊的“经验主义”影响，在征求当时的军委秘书长黄克诚的同意后，张宗逊到会听取意见，实则是接受批判。萧克回忆说：“张宗逊回来后，大家无形中把矛头指向了他。现在回过头看，对他有意见转达一下也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把他请回来；请回来后，又不是和风细雨提意见，不利于解决党内的不同意见。”
在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事情又有了另外的变化。正巧，成都工作。在会上作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发言，主要指经济建设中不应该迷信和照搬苏联经验，要各部门对照检查有无经验主义的问题。成都会议精神一传达，训总四级干部会就很难开下去了，只好宣布暂时休会。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开了约两个星期后，其他总部曾列席过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的同志，把训总争论的问题提了出来，这样，军事训练工作中该不该反对教条主义，又变成了军委扩大会议的一个议题。在会议的过程中作了“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批示。由此，萧克转而成为会议批评的对象。由于“反右派”斗争的影响，工作上的正常争论，被人为拔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教条主义倾向被冠以“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帽子，而且把教条主义和正规化画上了等号。后来，军委又向训练总监部派出了一个总政工作组。工作组宣布说：“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并转达彭德怀的话说：“训总开四级干部会反张宗逊，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张宗逊也说，他的思想就是彭总的思想，“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对军委，就是反党反”。
萧克回忆说：“刚刚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党的副的林彪，也煽风点火，含沙射影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说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作黄土甩掉了。’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6月9日，黄克诚传达的指示，说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扩大范围到师。就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说：“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6月20日，军委召开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还有列席的438人，会场也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地点变动本身已经说明，斗争在升级。彭德怀讲话说，反教条主义的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说训总是“军事教条主义”、“反对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
6月23日和29日，针对南京军事学院在讲战役打击时把苏联卫国战争中反击德国的“十大打击”作为基本教材这一情况，到会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萧克、李达、陈伯钧、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等先后被点名。萧克、李达等被列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并声称存在一个“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因此失去说话、申辩的权利。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前几天，萧克、李达被剥夺了一切职务。 就这样，全军反教条主义变成了一场运动。
在7月9日和10日的大会上，凡是负责训练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被迫检查自己的教条主义问题。刘伯承对军事学院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叶剑英也表态说在训总没有交好班。经过痛苦的斗争，萧克作了违心的检讨，最后总算过了关。批判性的发言一直持续到15日。 7月22日，大会通过的《军事扩大会议决议（草案）》指出： “在某些部门和某些单位，，主要是训练总监部和一些院校，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现在我军中存在的错误倾向，基本上是我军历史上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 “实际上是历史上的错误路线在某些范围内的复活”。决议要求“目前的斗争必须在全军认真展开”，从而使反“教条主义”运动愈演愈烈。直到1959年5月14日，批转总《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并以文件形式下发到团和地委，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才告结束。随后，萧克、李达、郭天民等十几人被打成“反党分子”。导致建国以后刚刚起步的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挫折。
李达最先接到通知，到国家体委某俱乐部当了主任；萧克也被调离军界，在王震任部长的农垦部任副部长；周士第降职为空军副司令；郭天民则到高等军事学院任职，一方面因为在机构上与军事科学院有些重叠，另一方面因为高等军事学院本身处于未定之中，实际上是赋闲；彭绍辉到总参“帮助工作”。就这样，训练总监察部被撤销建制，以陆军训练部为主缩编为总参军训部，由副总长张宗逊兼任部长；军事条令部解散，人员转到军事科学院；组织计划部缩编为总参军训部的一个处；院校部改编成高等军事学院；出版部改编为总参战士出版社。
实际上，训练总监部被撤销还与当时中苏关系的冷暖有一定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趋冷，苏军顾问撤走，向苏军靠拢的正规化开始进行大的调整。在撤销训练总监部前后，总干部部也被撤销，由于总干部部人数较少，且多为兼职，所以并没有引起大的波澜。至此，解放军又恢复了50年代初的三总部建制。
不过，其中确有不少的教训值得总结。但从其间起起伏伏的种种细节来看，不论是彭德怀，还是萧克等人并没有要预谋整人，个人只是在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并真心诚意地希望对方能接受自己的意见。里面是否包含互不服气的成分，仍然是性格方面的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无疑是大的环境。萧克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其实，我早就对他老人家（指彭德怀）没有气了。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对党内斗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我认为，当时彭总的所作所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左’的狂潮中，很难把握自己的。当时我不是也违心地承认是‘反党’吗？”张宗逊将军在多年后也总结道：“训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是批判我的经验主义，接着又批判萧克同志的教条主义，许多同志跟着表了态，甚至说了过头话，互相伤了感情。”彭德怀被“罢官”以后，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向萧克将军道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彭起超又当面对萧克说，他伯伯要他转达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
反“教条主义”运动不仅直接导致了训练总监部的撤销，而且使全军各级主管训练工作和院校工作的干部大部分受到错误的批判。1958年12月11日，在扩大会议之后，决定撤销训练总监部，其所属各部、局合编为军事训练、院校管理、军事出版三个部，划归总参谋部建制。训练总监部并入总参，改为总参谋部军训部。萧克、李达、郭天民等人被打成“反党分子”，不少院校教员特别是教研室主任一级的干部，被指为“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而调离院校，改行做其他工作或转业处理。这场运动严重打击了为部队现代化建设刻苦工作的干部的积极性，使他们长期心有余悸，不敢抓军事训练，不敢抓院校工作：不敢学习外国经验，不敢开展军事学术研究活动，建国以后刚刚起步的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挫折。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反“教条主义”运动被证明是错误的。在1987年《关于新时期军队工作的决定》中指出： “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害。”1987年11月25日，总和纪律检查发出通知，为在1958年因所谓反“教条主义”问题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彻底平反。回顾历史，我们应当在深思中吸取教训，紧紧围绕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促进军事训练扎实落实。
1961年7月8日军事训练和学术研究成立。1963年1月18日，军训部、军校部、出版部和作战部战役训练处合并成立新的总参军训部。1977年9月19日教育训练成立。总参谋部军训部为教育训练的办事机构，部长兼办公室主任。1980年3月17日，决定，撤销教育训练，全军教育训练工作仍由总参谋部归口管理。 1982年9月，军委所直辖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由兵种领导机关缩编，组建总参谋部训练和兵种部。2012年12月21日军委将总参军训和兵种部改编为总参军训部。 2016年1月10日组建的军委训练管理部。 军委训练管理部主要职责为军事训练与部队管理，是部队的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本次组建的军委训练管理部，除了负责军训之外，许多军事院校也划归该部管理。如原总参的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原总后的解放军后勤学院、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原总装的解放军装备学院等部队院校均转隶至军委训练管理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