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鼎文化起源很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作为炊食器具。而其发展最高峰则出现在商朝和西周时期，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制鼎盛时代，鼎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有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由于青铜鼎是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一直笼罩着一层神秘而威严的面纱。
我国的稀世珍宝——毛公鼎，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一起，被誉为晚清出土的四大国宝之一，位居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院之宝首位。
毛公鼎通高53.8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9厘米，重34.7公斤，敞口，双立耳，三蹄足。口沿上有厚实高大的双耳，颈部的两道凸弦纹之间饰以精美的重环纹。腹如半球形。足呈马蹄形，造型浑厚朴实。内壁铸铭文32行，499字，是我国迄今出土的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其内容是记载周宣王告诫及赏赐大臣毛公的策名辞。
毛公鼎在过去多被认为是周初之器，清末学者吴大说:“今得毛公、南公二鼎，文同成王之诰。……不图二千九百余年周初宝器至今完好。”郭沫若定为周后期宣王时器，他在《毛公鼎之年代》中列了五条论据。但唐兰对郭之论断提出不同看法:“这个鼎从它的形制、铭文内容、文字书法看，应该是厉王时器。”不过学术界多认同郭说。
毛公鼎铭文最长
毛公鼎内壁铸铭文32行，499字，是我国迄今出土的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最后颁赠命服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
毛公鼎内刻铭文
公鼎铭文拓片
西周厉王晚年政策失当，诸侯叛工，厉王被流放彘地，开始所谓的“共和时代”，此时新旧派诸侯斗争不断，故宣王即位之初，忧心忡忡。鼎铭说:“……四方大纵不静”，或即指当时的动乱局势。
铭文前五段由“王若曰”、“王曰”领首的诰命，显示出宣王亟求良佐的殷切期盼。第二段至第四段有连续多个“你不要”、“你不能”、“你不准”、“你别敢想……”的强力命令句式，更透露了当时情势的动荡不安，以及对毛公临危授命的迫切要求。
毛公鼎铭文拓片
毛公受周宣王册命，统领朝廷百官，负责周王内外大小政务及所有出入政令的布达，并兼管公族子弟教育、侍卫、军事、内政等，实际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职，所以赏赐品也最为丰盛：玉礼器、佩饰、官服、车饰、马饰等等，其赏赐之多，是金文中的最高等级，可知其册命职官之大。
毛公鼎铭文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李瑞清题跋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此外，毛公鼎的铭文对研究中国冶金史、文字史和西周史等均有重要价值。
命运多舛多次易主
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毛公鼎被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有古董商人闻名而来，以白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董治官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此鼎最后运到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后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商苏亿年之手。
咸丰二年（1852年），苏亿年向北京著名金石学家兼收藏家陈介祺发函告知，陈接信后马上汇来白银100两，言明以50两作为货款，50两作为运费，让苏雇车专程送来。陈见此宝鼎价值超出他的预想，极为高兴，又赏苏白银1000两，把此鼎锁藏于密室，他经过深入研究，写出了铭文考释文章和题记。
清末大臣、金石学家 端方
毛公鼎入陈家之后又屡经变故。陈介祺病故，陈氏后人把毛公鼎卖给清末重臣端方，1911年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起义新军所杀。民国期间因家道中落，端方之妾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华俄道胜银行，银行将此鼎入库秘存。
而后，毛公鼎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英国记者辛浦森，欲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求购，端家嫌开价低没有割爱。同时，社会舆论也纷纷认为此系国宝，反对端家卖给外国人。
1926年前后，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认为国宝放在外国银行不妥，向端家表示愿以较低利息质押毛公鼎于大陆银行，端家表示同意，由谈荔孙代办向天津华俄道胜银行赎出，改存大陆银行。
任北洋交通总长时的叶恭绰
不久，北平大收藏家、国学馆馆长叶恭绰与郑洪年、冯恕合股集资买下毛公鼎。1930年，郑洪年、冯恕二人分让，毛公鼎遂归叶恭绰一人所有，但仍存于大陆银行，后来叶迁居上海，毛公鼎也一同转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叶恭绰匆匆避往香港，毛公鼎及叶之收藏书画未能带走。
日本军方想尽了办法打听宝鼎的下落，却数次无功而返。日本人声称：“就是把上海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出宝鼎”。
期间，叶在上海之妾潘氏意欲侵吞叶在沪之家产，打起了官司。1940年，叶恭绰致电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授的侄子叶公超，让他赴上海代为主持讼事。叶公超途经香港时，叶恭绰嘱咐其侄：“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叶恭绰之侄叶公超
当叶公超到上海应诉之时，潘氏已向日本宪兵队密告叶宅有国宝毛公鼎及珍贵字画，日本宪兵队当即前去搜查。万幸的是先搜出一些字画，接着搜出两支自卫手枪，日本宪兵注意力转移，对查找毛公鼎之事有所疏忽，而毛公鼎当时就藏在叶恭绰的床下，竟末被发现，但叶公超却因手抢被查出以间谍罪被捕，投入牢狱达49天，多次遭鞭打、水刑，但叶公超坚不吐实。后为脱身之计，密嘱家人铸造假鼎交出，并由其兄叶子刚以重金具结作保才得释放，但仍受监视。后来叶公超终于在1941年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将国宝完好无损地奉还给叔父叶恭绰。
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恭绰不得已又携带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后因患病，经济困顿，万般无奈之下将毛公鼎典押银行，后为巨商陈永仁得悉，出资赎出。
国家收藏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国家。1946年春毛公鼎由上海运至南京，由博物馆收藏。
1948年，毛公鼎随大批文物迁台。
1965年台北故宫正式落成，毛公鼎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是永不更换的展品。
